国璋查赃款设“奖学金”

　　封建社会有句俗语：“铁打的县衙流水的官”。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多年里，有132人任过江津县的“七品知县”，国璋是第111任。有趣的是，他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曾三次坐上江津“县大老爷”官椅。他在江津为官，曾为江津教育做出过巨大贡献。

　　国璋，蒙古镶白旗人，京旗赓良佐领下监生。与晚清重臣翁同龢为姻娅。国璋为官清廉，刚正不阿，体恤民情，精干明决，疾恶如仇。

　　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39岁的国璋被分派到四川省川东道重庆府江津任知县。此时他正年富力强，这是他第一次任江津知县。他很想认认真真做一个称职的“父母官”，任职一年，颇有政绩，被称为“能吏”“一时讼棍敛迹”。但不知什么原因，同治十三年（1874年），他被调离江津。

　　离开江津三年后即清光绪三年（1877年），国璋以重庆盐务官员的身份到江津县白沙镇公干。虽然此时他不是江津县官，但是重庆府盐官，官阶官品相同。他故地重游，对江津乡贤、白沙盐商邓石泉出资兴办教育的义举很是赞赏。但邓石泉告诉他，修建聚奎书院一事因经费困难已半途停顿。国璋亲自同邓石泉一起到黑石山现场了解情况，为建院受挫一事叹息。邓石泉半开玩笑地说：“如果今后你再任江津父母官，希望多多扶持。”不久，国璋回重庆府，离去时邓石泉送他到白沙码头旧话重提，把修建聚奎书院遇到的困难又说了一遍。

　　国璋第二次任江津知县是清光绪六年即1880年。到任不久，他就来到白沙镇察看因严重资金不足而处于半停工状态的聚奎书院。他非常痛心，决心支持办成书院。到黑石山后的第三天，他就亲撰一篇为聚奎书院劝募的文章，出面募集了白银五千余两，命刘炳森为监工，继续修建院舍。不到一年，院舍竣工。聚奎书院正式成立，还举行了开学典礼。新建成的院舍格调肃穆淡雅。国璋等人还撰写了《聚奎书院》碑文。

　　虽然书院建成开学，但其他运行经费还没有着落。开学后的工作举步维艰，难以为继。怎么办？正当此时江津县衙查得差役梅魁贪赃枉法之事。梅魁无法无天，瞒上欺下，打压百姓，中饱私囊，到处以权谋私，购置田产。国璋督办此案，指令一查到底，严惩不贷。事实查清后，国璋没收了梅魁在江津县骆騋山场郑家坡、仁沱子场白鹤井等处租谷为八十余石的田产。他将此笔款项作为聚奎书院和江津县城几水书院的工作经费和奖学金。凡中举者或优秀生员，都给予一定的奖励。此举受到江津百姓的称赞。江津县的两个书院很快走上了正轨。

　　但是，在第二年年底，国璋又被调离江津。

　　十年春秋，峰回路转。十年后，光绪十七年（1891年）国璋第三次登上回江津的官船，任江津知县。这次任期仍只有两年。他体察民情，裁讼公允，劝民农桑，特别重视教育。“捐廉八百余金”，在高牙场仙池坝等地购置“仰天窝”田产，所收田租纳为膏火。所谓“膏火”，本指灯油和饮食，早前多代指维持书院等运行的费用。这笔费用还用于对全县学习成绩优秀的读书人奖励。对这个奖项，当时全县读书人都称之为“国公课”。就因此，江津当时“文风大开”。

　　国璋是封建社会里少有的清廉之官。他在江津知县的位置上“三来三去”，实为有趣和少见。他在江津严查贪官恶棍，支持教育，深受百姓爱戴。他殁后，市民在重庆佛图关“遗爱祠”和江津东门外“遗爱祠”内，都立上其牌位，纪念其治理政绩。（庞国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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