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伉俪邵式平、胡德兰

　　□ 李国强

　　庐山，山灵水秀，真儒过化之地，自古人才辈出。邵式平的夫人胡德兰就是这灵秀湖山孕育出的一位杰出的女革命家。

　　结伴革命路

　　胡德兰，庐山市(原星子县)蛟塘乡龙溪湖村人，1905年农历11月17日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

　　胡德兰从小聪明好学，尊敬师长。5岁时入蒙学，7岁时随在景德镇教书的伯父到景德镇女子公学高小一年级读书，一年后又回乡读私塾。1919年春，13岁的胡德兰随伯父到南昌投考江西省甲种女子职业学校，被录取。经过一年预科，进入蚕桑专业班学习，于1923年春毕业。

　　就在胡德兰到南昌的同一年秋天，邵式平从戈阳高等小学堂毕业考入南昌一中。次年，即1920年，比胡德兰小1岁的堂弟胡德昣(伯父胡崇辉之子)也考入南昌一中，并很快与比他高一班、大7岁的邵式平结为挚友。俩人志趣相投，形影不离。胡德兰毕业离校，乘船回星子时，胡德昣领着邵式平同来送行，从学校所在地干家巷送到江边码头，直到胡德兰乘坐的船离开后，才离港回校。

　　这是邵式平与胡德兰的第一次见面。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送别回来，邵式平爱恋之情在胸中燃烧，在胡德昣的鼓励下，他提笔给胡德兰家写一封言辞恳切、感情真挚的求婚信。收信后，胡家很快便答应了这门亲事。接着，邵式平与胡德兰互换了照片，开始了那个年代知识青年特有的恋爱方式——通信。

　　1923年秋，邵式平考入北京师范大学，胡德兰则由于伯父胡崇辉的推荐，到景德镇女子公学教书。次年又随伯父到德安县私立沈毅学校教书，1925年代理校长。两人虽天隔南北，却鸿雁不断，互通心曲。

　　邵式平在学习期间，积极参与党领导下的进步学生运动，并于192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而胡德兰在德安积极投身革命活动，经共产党员熊祖沐(后改名熊锄辛)介绍，于1925年6月加入共产党，成为中共德安县第一个支部的成员。

　　1926年5月，邵式平受党组织派遣，以北京沪案后援会湘鄂赣特派员身份，结束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学习，回到江西从事革命活动。同年秋天，邵式平给正在景德镇女子公学教书的胡德兰写了一封充满激情的信，动员胡德兰来弋阳工作，同时准备结婚。

　　有情人终成眷属。与邵式平结成伴侣，自然亦是胡德兰的心意，接信后迅即回了一封同意去弋阳的信。不久，邵式平便派胞弟邵伯平专程到景德镇，迎娶胡德兰。

　　胡德兰到弋阳后，先在县第一女子小学堂任校长，不久即到县党部任秘书长。她还和邵式平、方志纯、雷夏、黄镇中、舒翼等组成弋阳党支部，这是赣东北地区的第一个共产党支部。不久，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弋阳县成立了妇女解放协会，胡德兰是第一任主任。

　　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使这对年轻的革命伴侣双双投身革命生涯，从此患难与共，携手终生！

　　邵式平和胡德兰的婚礼是1927年2月1日(农历大年三十)在弋阳县城举行的。那年，邵式平27岁，胡德兰22岁。

　　战火炼真情

　　弋横暴动后，赣东北建立了革命根据地，胡德兰最初分配在横峰县苏维埃政府任秘书长兼妇女部长。1928年12月，信江苏维埃政府成立，她又担任妇女解放协会筹委会主任，宣传、组织苏区妇女参加革命工作，出色地完成了组织县、区、乡、村妇女慰劳队，组织妇女按年龄分别编入赤卫队、少先队，扩大红军，组织担架队，放哨、查路条，开展白区士兵运动等工作。

　　1929年，胡德兰调任赣东北省军区供给部部长，是赣东北第一个穿上军装的女红军，供给部设有军械科、军需科、会计科、管理科、医院、被服厂和兵工厂，任务十分繁重。胡德兰起早摸黑，尽心尽职。

　　1930年，胡德兰调任葛源列宁小学校长，后任省苏维埃政府教育部副部长。为适应革命战争和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胡德兰在葛源创办红色教员养成学校(后改为列宁师范学校)和“三八”女子职业学校，并兼任校长。她带着几位教员，住在列宁师范学校，担负着上百名学生的教学任务，黄知真、邹毅、罗明春等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

　　1931年2月和10月，赣东北省第二、三次妇女代表大会在葛源召开，胡德兰均被选为赣东北妇女解放委员会执委会委员。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根据地的扩大，赣东北不断培养和派出妇女干部去闽北、皖南、浙西、浙南，配合主力红军开辟工作。

　　1933年春，胡德兰随邵式平进入闽赣省苏区。此时，邵式平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胡德兰任省苏维埃教育部部长，代理过土地部长和裁判部长。1933年12月，她和邵式平双双当选为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邵式平因战事忙未能赴会，胡德兰则任闽赣省苏维埃代表团团长率团到瑞金参加“二苏”大会，会议期间，毛泽东单独会见胡德兰，并亲切交谈。

　　1934年8月，邵式平、胡德兰调瑞金工作，胡德兰在中央土地部任第一科科长。

　　1934年10月，邵式平随中央红军突围长征，胡德兰因身孕被留下，担任国家医院院长。由于敌人的进逼，成天忙于救治、疏散、隐蔽伤病员。她和项英、陈毅等在赣南打游击，曾一度担任宁都县委宣传部部长。

　　1937年9月，在党组织的帮助下，胡德兰历尽千辛万苦，经上海到西安，步行到延安，与邵式平重逢。从此，这对分别3年的革命夫妻白头偕老，再也没有分开过。

　　在抗日战争的峥嵘岁月，胡德兰做过抗大学员，当过抗大二分校教员、陕北公学子弟学校校长。在抗大二分校工作时，被评为模范党员。1939年2月，邵式平到晋察冀边区任粮食局长，胡德兰任秘书主任。1943年4月，他们同回延安，分别在中央党校一部、二部学习，并参加整风。在延安整风中，邵式平受党中央委托，发起组织在延安的闽浙皖赣(赣东北)同志，讨论总结闽浙皖赣(赣东北)根据地历史。胡德兰协助邵式平组织座谈讨论，整理出了3万多字的闽浙皖赣(赣东北)党史，并附124位革命烈士传。这是亲身经历者们集体研究的成果，一份极其珍贵的党史资料。

　　解放战争期间，胡德兰随邵式平奔赴东北战场。1949年2月随邵式平南下，任四野南下工作团总团组织部长，5月回到江西。解放后，邵式平担任江西省长，胡德兰先后担任省工业厅副厅长、省计委副主任兼物资局长，1978年担任省政协副主席。

　　邵式平、胡德兰夫妻共同生活了35年，生育过两男三女。

　　长女邵佳玲，1927年11月生于弋阳。出生不久就给离邵家坂10里远的奶娘抚养。这位奶娘丈夫死后，迫于生活，改嫁到弋阳角家圹，佳玲做了夫家的童养媳。1949年奶娘去世后，佳玲被卖到一处叫丁家坪的深山里。解放后，人民政府找到了她，这时佳玲已经21岁了。

　　佳玲出生后的第二年，长子胡崽出生。先是送给横峰一位群众喂养，4岁时，这家农民因为穷养不起，把胡崽送回弋阳邵家坂，由邵式平的大嫂汪友凤抚养。当时，邵家房子被国民党烧毁，大嫂带着胡崽住在祠堂里。国民党清乡时，曾抓着大嫂和胡崽在贵溪、东乡一带游乡示众。1934年的一天，大嫂因病卧床，3天没有吃东西，饥饿的胡崽出去要饭，被反动地主诱骗至河边杀害，尸体在水碓中舂成肉泥，惨不忍睹。胡崽遇害时，年仅5岁。

　　次子1930年生于横峰葛源，连名字也没有来得及取，就送给附近群众了，至今下落不明。

　　1933年10月，次女生于黎川县德胜关。当时，正处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激战中，9月28日，邵式平正指挥省党政机关从黎川向建宁转移。胡德兰产后不到4小时便随机关转移，孩子只好送掉。事后知道，孩子已不在人世。

　　第三个女孩即第五胎是1935年初出生的。那时红军已经长征，胡德兰在于都县禾丰一带打游击，孩子一出生就由护士抱去送给群众喂养。解放后获悉，这个孩子也病死了，只找回当时的一件衣服。

　　父母疼爱自己的孩子，这是人之常情。然而，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邵式平和胡德兰不得不牺牲亲情而服从革命。1945年在延安时，他们曾拜托周恩来、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后方帮助寻找孩子，但都没有结果，周恩来还为此曾专门复信给邵式平，告知在赣东北寻找的情况，直到解放后，长女邵佳玲才被找回父母身边。

　　人间重晚晴

　　无论战争岁月还是建设时期，胡德兰与邵式平相濡以沫，时刻把对方的冷暖放在心间。

　　1942年1月，邵式平颈脖神经痛，胡德兰一次次地用开水替他敷，使疼痛缓解，邵式平戏称胡德兰为“开水医生”。1942年7月16日，邵式平患痢疾，还在住院的胡德兰闻讯后提前出院，骑了大半天的马赶回，带病护理。结果邵式平好了，胡德兰又因劳累而发起烧来。

　　邵式平对胡德兰也非常关心，还在延安和晋察冀边区时期，胡德兰住院，邵式平常去看望，即使工作忙不能去，也不忘托人送去冰糖、红枣、麦芽糖等营养品，有时还动手做几道胡德兰喜欢吃的菜。1946年8月7日，胡德兰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式平真够模范丈夫，对我的照顾无微不至。”邵式平对胡德兰的关心爱护，既诚挚又有理智，讲原则。

　　1950年9月，胡德兰因病从南昌转往北京医院，由于连续两次手术，住院时间比较长，1952年春暖才回南昌。而邵式平因工作繁忙，不能到北京陪伴胡德兰。人居两地，情发一心。邵式平时刻牵肠挂肚，惦念着胡德兰，平均每三、四天就要写一封信，一共写了29封。这些信都是晚上开完会、办完公之后，才能伏案挥毫，常常写到子夜，有时甚至到凌晨二三点钟。在一封信的结尾，邵式平附笔说：“办公夜半再写信，几多旧情和新情”，一片真情。

　　辗转病榻的胡德兰虽然日夜记挂着邵式平，但她在复信中说：“没有公事，不必来北京，不能因私妨公，将来就不好说话，虽然我在北京常会念着你，只是病人的情绪，多来信就好。”这对革命伴侣，共产党员灵气相通，坚持不“因私妨公”。邵式平虽然没有亲身去北京陪伴胡德兰，但他的关怀，极大地增强了她战胜疾病的信心。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在战争年代，邵式平身经百战而未曾负伤，多次遇险都能化险为夷，1963年2月初却身染重疾，直至3年后去世。胡德兰“肠一日而九回”，恨莫能代。“如可赎兮，人百其身”。在邵式平生病的日子里，胡德兰日夜陪伴，一刻不离。病榻旁，多少个日日夜夜，邵式平浑身疼痛难熬，坐既不安，卧又难眠，白天医护的人员多，时光易逝，夜晚度日如年。邵式平常要胡德兰陪他下棋，夫妇相对而坐，下了一盘又一盘。有时胡德兰为他的病忧虑，难免愁上眉梢，邵式平却总是乐呵呵的，常常讲几句笑话逗人。临终前几天，邵式平见胡德兰流泪，便说：“哭什么呀，哭与笑的结果是一样的。”直到此时，邵式平还宽解胡德兰。

　　“病里梦无端，往事斑斑。”邵式平面对与自己出生入死、共同战斗了40多年的战友和夫人，不禁往事云涌，感慨万千，写下《病中有感》赠胡德兰：

　　感君配弈度病宵，

　　素识老伴品质高。

　　俯仰不亏天与地，

　　出了阳关凭贬褒。

　　这首诗充分表达了两位革命者之间几十年的深厚感情和博大的革命情怀。

　　邵式平、胡德兰长期被压抑的父母之爱心，强烈地化为对下一代的爱。邵佳玲1952年结婚，为了让佳玲夫妇能全身心地投入学习和工作，外孙都由两老带在身边抚养。不过，他们丝毫没有溺爱儿孙，而是把全部的爱心融化在严教之中。

　　外孙们都清楚地记得，他们儿时吃饭，谁要是把饭粒掉在桌上，外公或外婆就会用筷子敲谁的脑袋，要他们把饭捡起来吃掉。每顿饭后，碗内都不许剩饭、剩菜。 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紧张，邵式平、胡德兰规定一个孩子早上只能吃一个馒头。有一次，同院子的小孩哄外孙女一燕和外孙宪康说，你们拿一个馒头来，我给你们一张冰票买冰棒吃。一燕和宪康吃早餐时，便省下馒头，偷偷地放口袋里带出去换了二根冰棒吃。当天，这件事就被邵式平知道了。晚上开会回来，邵式平把已经睡觉的一燕和宪康从床上拖起来，严厉批评了一顿。第二天，胡德兰拉着两位外孙的手，再一次教育他们说：“现在粮食这么困难，你们怎么可以拿馒头换冰棒吃呢！”当时，一燕和宪康只有六、七岁。

　　平时，两老从不让外孙们乱花钱，买零食吃，也从不许他们坐小车，搞特殊化。外孙在外面拾到了钱、物，两老总要他们交给学校。一次，宪康从幼儿园带回一件玩具，邵式平看见了问：“这是谁买的呀！”宪康说是刘妈妈(幼儿园负责人)给我玩的。邵式平马上严肃地说：“小孩子怎么能把幼儿园的东西带回家玩呢？”胡德兰赶紧说：“明天带到幼儿园去送还给刘妈妈。”第二天，宪康还了，邵式平才高兴。

　　1988年，胡德兰83岁高龄，她将自己多年靠工资积蓄的2万元，捐给邵式平家乡弋阳县和自己家乡星子县，用以改造小学危房。在今天看来，区区2万元何足挂齿，但在“万元户”还是世人追求目标的年月，无疑是一个令人艳羡的数字，何况出自一位垂暮老人之手，更催人泪下。

　　胡德兰，质雅素洁，性如幽兰。捐款后，她写了一篇《一息尚存余热不已》，三千余字的文章，讲了自己捐资助学的所思所感。一字一句，真情流露。这是一位老共产党员胸有信念、情系教育的思想自白，一份清贫洁白、立党为公的生动教材。

　　胡德兰晚年捐资助学之举，得到党和社会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也得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邵式平若九泉有知，定会双手为老伴点赞！

　　邵式平生前曾多次到过庐山，他的《渔家傲星子县》诗曰：“鄱湖苍茫庐山碧，湖山之间一县立。”胡德兰从星子踏上人生之路，胸怀初心使命，阅尽人间春色。1995年，老人以90岁高龄、70年党龄仙逝，她的崇高精神品格宛如家乡的灵山秀水，与日月同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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