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住市场主体？肖钢委员“妙计”有三！

人民政协网5月12日电（记者 崔吕萍）抗疫情，促经济，形势复杂严峻，任务艰巨繁重。为此中央提出了做好“六稳”、落实“六保”的部署。

在接受人民政协报记者采访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表示，“六保”相互关联、协同发挥作用，要实现上述目标，就要牵住保市场主体这个“牛鼻子”，既要释放消费需求，更要狠抓政策落实，把握政策出台的时机与力度。

救企业，释放被压抑的“买买买”

背景：一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占22.0%，比上季下降6.0个百分点；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53.0%，比上季上升7.3个百分点；倾向于“更多投资”的居民占25.0%，比上季下降1.3个百分点。

记者：我们常说，信心比黄金更贵。结合上述数据，在您看来，当前落实保市场主体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肖钢：我认为，重点应放在释放消费需求上。当前，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的突出矛盾，就是受疫情影响，人们减少了往常的消费，反映到一季度的金融数据上，就是居民储蓄大量增加。同时，居民可支配收入下降，主要是服务业经营者收入下降，居民消费锐减的程度远远大于居民可支配收入下降的程度，随着复工复产和复商复市的推进，这部分被疫情压抑的消费需求会逐步释放出来，形成消费回补，可以提高服务业市场主体的营业收入。因此我建议：首先，坚持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同时，尽快推动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提高居民消费便利度；其次，进一步加大对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市场主体阶段性的“减、免、缓”政策，以解企业燃眉之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小微企业实施多渠道、多形式的稳岗返岗补贴；再次，加大对低收入群体和贫困人口的扶持力度，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最后，扩大政府公共消费，调整公共消费结构。据统计，2018年我国经济最终消费支出中，政府消费15.2万亿元，占27.5%，但很大部分没有用于购买市场提供的服务。因此，在扩大公共消费总量的同时，更多地直接购买市场服务，可以有效扩大全社会消费需求。

在分析当前我国就业压力时，还应当看到我国劳动力市场独特的韧性。

一是大量农民工的存在。当经济发生困难时，他们可以返乡，有土地、有房屋，农业农村成为最大的稳定器和蓄水池。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这次疫情对我国就业的冲击，都说明了这一点。

二是我国居民储蓄率很高，人们预防性储蓄偏好由来已久，有利于缓解阶段性困难。

三是家庭在社会生活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血缘亲情、亲朋好友、熟人圈子在互助纾困中起着关键作用。因此，当务之急，是以超常规的办法和更多有针对性的举措，扩大消费需求，释放消费潜能。

抓落实，关注企业政策获得感

背景：党中央号召复工复产以来，各地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千方百计出台政策，为企业减重赋能。目前出台的政策共涉及8个方面，累计90项措施，涵盖了税收、社保、贷款、生产要素价格等多个领域。

记者：抗疫扶持企业的政策，都具有靶向性。但考虑到疫情尚未到全面结束之时，企业因疫情导致的发展困境或无法在短期内消散，由此而承受的生存压力或尚未见底。此时此刻，要保住市场主体，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肖钢：我们要狠抓政策落实。微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是近几年新增市场主体的“大头”，也是承载大量就业的主体。据网商银行数据，该行累计贷款客户已超2600万户，累计发放贷款额超过4.2万亿元，其中员工在10人以下的经营者占77%，从未得到过银行贷款的占80%，40岁以下的客户占90%。由此可见，大量的微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广泛分布于餐饮、住宿、旅游、娱乐等生活服务业，在这次疫情中受到的冲击最重，而且他们往往处于经济循环的末梢，很多政策可能“远水不解近渴”，政策传导存在“最后一公里”，一些扶持政策要落实到位，客观上还有不少难处和堵点。比如，在供应链融资上，他们离核心企业最远，难以被惠及。在“银税互动”助力小微企业发展中，他们的纳税信用评级没有或者不高，难以进入门槛。在中央银行安排的专项再贷款中，主要专项支持300万户中小企业复工复产，以亿计的市场主体难以享受。专门从事微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的互联网银行仍面临资本不足、资金来源受阻的窘境。特别是在微小企业就业或从事个体经营以“斜杠”青年群体（不再满足“专一职业”的），大多属于灵活就业，在社保缴纳、工伤保障等方面与正规就业管理差别较大，如何维护他们的权益，仍面临不少新情况、新挑战。

这些情况都说明，要切实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还需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据互联网金融协会对2.5万家微小企业的问卷调查分析，约三成企业表示已享受到政策优惠，七成企业表示尚未享受，缺乏实际获得感。

稳措施，不要一次把子弹打光

背景：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快速蔓延以来，一系列防疫措施在控制疫情的同时抑制了经济增长，全球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都出现了不同程度下滑。疫情下，靠频繁降息、“放水”等货币政策已经难以尽快奏效，财政政策或应发挥更大作用。

记者：截至目前，多国为抗疫，争相祭出真金白银和应急措施。我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后，应如何把握政策时机与力度？

肖钢：在应对疫情冲击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疫情发生是对经济的外生冲击，经济活动基本陷入“停摆”导致需求锐减，供应链中断，进而造成生产经营者收入断崖式下降，现金流紧张，因此，必须对相关市场主体和贫困人口进行纾困和救助，这就需要更多地发挥财政政策的主导作用，扩大财政性支出。在这方面，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为直接、更为迅速，也更为有效。

考虑到全球疫情流行对经济的影响是分阶段的，而且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此对经济的救援、纾困和复兴的政策措施在不同阶段也会体现出不同的重点和特征。政策的推出也必须是分阶段的，政策力度也需要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加以调整。

针对这场百年大疫的冲击，我们要做好较长时期应对的准备，很难预估一次性措施就可以解决问题，也不必一次性把子弹打光。从各国历史上应对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政策实践看，应急措施都是逐步推出的，随着实践发展变化而逐步得到完善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救助政策和经济体制改革是天然契合在一起的。政策的有效性离不开改革措施，改革的深化需要政策的配套。

更多地发挥财政政策主导作用，既要重视增量，更要重视存量。发行抗疫特别国债，提高财政赤字率，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都是十分重要的增量政策。同时，我国公共部门储蓄率很高，中央财政在中央银行有存款，财政性机关团体在商业银行存款余额达30万亿元。从国家资产负债表上看，国有企业净资产达59万亿，行政事业性国有净资产达24万亿元，国有金融企业净资产达17万亿元，这些都是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巨大财富，如何通过创新政策工具，设计制度安排来用好盘活这些资源，应当是亟待破解的重大课题。

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由来已久的世界性难题，在这次全球疫情大流行背景下又再次凸显出来。问题的本质在于市场存在失灵，因此，从各国破解这一难题的实践看，充分运用公共政策是一个共同的特征。近年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缓解小微企业资金困难，取得很大成效。为进一步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建议结合这次疫情应对，设立政策性专门机构，扶持小微企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