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每10万人拥有10.8台自动体外除颤仪,但仍配置不足、分布不均。政协委员建言献策 “急救神器”AED如何才能拯救更多生命?
北京时间6月13日凌晨,丹麦队对战芬兰队的欧洲杯小组赛进行至第42分钟时,丹麦队中场球员埃里克森心脏骤停突然倒地。37秒后,医务人员带着医疗设备冲进场地,其中有一台AED(自动体外除颤仪),它可以通过电除颤帮助心脏骤停患者找回正常跳动的心脏秩序。配合一系列急救操作,埃里克森被医务人员从死神手中抢了回来。
这场教科书式的救援,令多年来为AED体系建设奔走的市政协委员们很感慨,作为一种可被非专业人员使用的便捷医疗设备,AED有“急救神器”的称号。委员们调研后发现,近年来,上海AED数量不断提升,但仍存在着配置不足、分布不均、公众“不会用”“不敢用”等问题。最近,市卫健委答复相关提案时表示,将完善AED设置规划,逐步扩大AED安装量,并扩大急救培训的人群覆盖面。
争抢“黄金4分钟”
“我经常想:如果当时现场有一台AED,结果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回想起去年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一场悲剧,市政协委员、上海体育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朱东仍难掩悲痛。
去年9月,朱东的一位教体育的朋友在上课时因突发心梗去世,虽然现场有人进行了胸外按压,但仍没能阻止悲剧发生。“他是练体操的,平时身体很好,没人会想到一切发生得那么突然,他去世时不到50岁。”这场悲剧也令朱东开始思考AED配置的问题。今年,他和多位委员联名提交了一份关于在大型公共场所推广普及AED安放使用工作的建议。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的心源性猝死患者发生量约54.4万例,猝死原因多数为突发心脏病导致的心脏骤停,而这类疾病多发生在医院之外的公共场所。“在上海,由于交通拥堵等原因,120急救平均反应时间一般超过10分钟,再缩短的空间很小。因此在专业急救力量到达前,第一时间进行自救和互救显得尤为迫切。”朱东说。
“心脏骤停发生后的4分钟为抢救的最佳时机,也被称为‘黄金4分钟’。”多年关注AED配置的市政协委员、上海中医药大学公共健康学院副院长谢国群告诉记者,对于心脏骤停的患者,如果能尽早使用AED电击除颤,夺回窦房结对心脏的控制权,就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救人于危急之中。
统计数据表明,医院外发生猝死救治的成功率仅为1%左右。研究结果发现,当患者发生心脏骤停时,抢救时间每延迟1分钟,其生存率就会降低7%至10%;如果在1分钟内实施心肺复苏法(CPR),3分钟至5分钟内进行AED除颤,可使心脏骤停患者生存率达到50%至70%。
心脏骤停的高发地点主要在体育运动馆、大型交通枢纽、大型活动中心等场所。国家层面,《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明确提出:完善公共场所急救设施设备配备标准,在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和机场、车站、港口客运站、大型商场、电影院等人员密集场所配备急救药品、器材和设施,配备自动体外除颤器。
近年来,AED设备已逐步介入院前急救,我国主要城市在大型交通枢纽以及人流密集型场所陆续开展了AED配置工作,上海早在2015年9月就启动了在公共场所设置AED的项目,深圳、南京、徐州已实现AED在地铁交通的全覆盖,北京、广州也相继提出了AED覆盖轨道交通的明确规划,预计2022年底,北京市所有轨道交通车站将实现AED全覆盖。
上海AED数量翻倍但仍显不足
“AED在公共场所的投放和配置数量是一个国家公共卫生现代化的标志性指标。”谢国群说,相比发达国家,我国在AED配置上数量并不多,截至2018年,全国范围内AED安装量约为1.5万台,平均每10万人只有约1台。
朱东等委员在调研中发现,目前全球AED普及率最高的国家是日本,每10万人大约配有397台。而作为最早对在公共场所安装AED设备进行立法的国家,美国每10万人约配备317台AED,并且规定在步行10分钟之内必须拿到一台AED。
上海的AED配置情况如何?据相关部门介绍,近年来,上海一直在推进有条件的场所和单位配备AED。截至2020年1月,全市已安装AED总量为2708台,按常住人口计算,平均每10万人配置10.8台。“这些年,上海的进步非常明显,2017年我开始做AED调研时,全市只有不到400台,3年多过去了,这个数字已翻了好几倍。”谢国群说。
为了提高AED设备的可及性,上海还开发了AED地图,公众可通过微信公众号“上海市红十字会服务号”的“服务大厅”栏目,以及“上海120”的“AED导航”栏目,实时迅速获取全市公共场所和医疗机构等设有的AED位置及具体使用状态等信息。
尽管上海AED配置数量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但在委员们看来,作为一座拥有2400多万常住人口的超大城市,目前的设备数量仍然不足,人均配置水平不够高,设备分布也不够均衡。“目前,上海的学校里,AED基本已覆盖了,但我去一些人流量较大的商场和体育场馆调研时发现,很多商家和馆方还是不愿意安装。”谢国群坦言。
委员们的感受和数据反映的情况基本吻合。从AED安装量的分布情况来看,教育系统占比最大,达33.97%,而商场和CBD大楼、旅游系统、交通系统占比较小,占比分别为8.52%、5.45%和5.25%,体育场馆占比最小,仅有2.65%。为何部分公共场所的管理主体不愿意安装AED?朱东等委员调研后发现,资金来源是主要顾虑之一。据了解,目前很多AED的投放都来自个人购买及企业或红十字会捐赠,政府投入较少,经营压力大的企业不愿意主动额外承担相应支出。“一般每台AED设备售价约为2万元,后续设备管理维护等也需要费用,这对管理场所比较多的企业来说也是笔不小的支出。”
此外,由于没有硬性规定,许多符合AED设置条件的单位和公共部门仍对投放AED持怀疑态度,有些干脆拒绝接受。“在他们看来,配置AED除了需要承担后期设备维护及培训,更重要的是需承担相应的急救责任,存在不少风险。”谢国群说。
对此,朱东等委员建议多渠道协调落实资金来源,激发慈善资源、基金会、企事业等社会力量,确保AED设备资金到位,有计划地逐步落实AED抢救设备在大型公共场所的安装工作。谢国群建议积极落实《上海急救医疗服务条例》关于“社会急救”的相关要求,推进政府把AED的配置使用项目列入政府实事项目,并出台相关政策,引导或要求营利性公共场所购置AED设备。
市卫健委表示,下一步,将会同市红十字会、各区在进一步梳理本市AED安装使用总体情况的基础上,科学规划AED设置,制定本市AED设置专项行动计划,逐步扩大AED安装量,确定安装总数及重点区域、重要场所(如学校、交通枢纽、公园等公共场所及人流密集区域)配置标准,提高本市AED人均配置水平。
需扩大急救培训人群覆盖面
有了AED,人就一定能救回来吗?答案是未必。虽然操作门槛并不高,且相关步骤说明写在设备上,但现实生活中,真正知道如何使用AED施救的人仍是少数。2015年,一位医生在首都机场突发心脏骤停死亡,首都机场恰恰配有AED,却没有发挥挽回生命的作用,令人惋惜。
朱东等委员调研后发现,超过六成的受访者对心肺复苏、AED使用等急救知识表示“不了解”“没听说”或“仅有部分了解”,对AED的使用方法受过培训且能很好使用的受访者不到7%,而75%的受访者认为学习和掌握AED等相关急救知识及技能对自己和社会有帮助,40.8%的受访者迫切希望能接受正规的急救培训。
近年来,上海不断加强以急救技能为核心的应急救护培训,将培训内容从止血、包扎、骨折固定、搬运、心肺复苏等扩展到心脏除颤,对AED设置点的工作人员、志愿者进行应急救护培训并普及AED使用、日常管理维护相关知识,还成立了AED公益项目志愿服务队。
从去年开始,上海市游泳救生协会为全市16个救生协会配备了AED模拟器,AED的使用证书是救生员们上岗的必要条件,至今已培养了近万名能够熟练使用AED的救生员,占持证救生员总人数的一半以上。市医疗急救中心还编写了《社会公众自救与呼救》的培训教材,对急救培训的内容和方式进行了规范,去年完成了120场公众培训课程,共培训各类人员约2000人次。上海大部分医院也成立了急救培训中心,面向公众开展急救培训,并授予相应的急救证书。
“从应用成效上来看,目前上海的社会急救技能普及率及院外抢救的成功率依然较低。”谢国群说,市民对AED的知晓率并不高,市民中了解AED且能掌握其使用方法的人较少,院外抢救心脏骤停的成功率最高不超过3%,远低于美国三成的标准。
在朱东委员看来,AED的培训对象需要更为精准,“调研中,我们发现有些行政人员参与培训仅仅是为了凑数或者完成指标任务,真正需要培训的其实是保安、司机等出现在第一现场的人员。”他建议,聘请专业的医护人员对大型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员进行系统培训,对重点场所的从业人员进行“赋能教育”,提供真实操作的机会,实现有效的AED急救培训效果。
除了“不会用”,公众还存在着“不敢用”的尴尬。委员调研后发现,有受访者担心,由于没有医学背景知识,一旦使用AED急救设备后人仍然没救过来,会导致民事纠纷而承担法律责任,或者面临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人们对免责权不了解,所以会有这一顾虑。”谢国群介绍,2016年11月,上海在全国率先实施《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明确规定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对患者造成损害的,不承担法律责任,这被视为有望推动公共场所AED的普及应用,从而提高猝死救治率。
市卫健委表示,下一步,将继续通过市红十字会、市医疗急救中心、各大医院等开展统一规范的急救培训,扩大人群覆盖面,培训内容涵盖技术操作及AED获取等内容,让急救知识宣传教育进入校园、深入课堂,普及自救和急救的知识和技能,激励更多单位和个人参与到急救工作中。
原文链接:http://www.shszx.gov.cn/node2/node5368/node5474/u1ai1087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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