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八路军办事处

　　

　　八路军办事处诞生于第二次国共合作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地“八办”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和建设活动，把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的前哨阵地，并在国统区这个特殊的战场为我党我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时期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

　　开辟宣传阵地，开展统战工作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经过同国民党进行多次谈判，蒋介石最终同意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为第十八集团军），奔赴前线抗战。根据形势发展和工作需要，由我党提出，经国民党当局同意，先后在南京、上海、西安、太原、武汉、郑州、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长沙、南昌、广州、桂林、重庆、豫北、贵阳、香港等地设立八路军办事处、通讯处。同年9月22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随即在全国发展起来。

　　八路军办事处在各地相继建立后，为我党在国统区大力开展统战工作提供了难得的条件和机会。周恩来等所作的大量的统战工作，基本是通过南京、武汉、桂林、重庆等地的“八办”开展的。在南京“八办”期间，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人经常拜访和接待国民党高层中的开明人士和民主人士，向他们表明反对片面抗战和投降倒退的坚定立场，并与冯玉祥等爱国将领建立起密切的关系，使冯玉祥等在思想上进一步靠近共产党，并因此成为力主国共合作的重要代表人物。同时，“八办”同国民党内具有进步倾向的军官往来密切，向他们积极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力量英勇抗击日军的战绩，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抗日主张，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政治倾向，如第七十七军副军长何基沣到武汉时，周恩来把他请到“八办”，对他在抗战中的爱国壮举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此后，又安排他秘密前往延安。

　　在重庆期间，周恩来等继续运用重庆“八办”这个公开活动的阵地，积极支持重庆文艺界进步人士排演进步话剧，鼓励各阶层的民主人士召开各种纪念会、演讲会和座谈会，并与各民主党派、进步团体建立了密切的协作关系。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加紧迫害，为避免遭受损失，周恩来对已暴露的或可能被捕的进步文化人采取了保护措施，由“八办”设法把他们疏散到外地，其中有的安排去了延安，有的去了国外，更多的去了香港。

　　收集、转运军需物资

　　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根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协议，由国民党供给军饷、军需物资和医疗器材，这项工作具体就由各地“八办”负责。为防止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国民党顽固派采取了多种卑劣手段，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扣发各种军需物资。各地“八办”不畏艰难，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一系列的交涉。南京、桂林、西安、重庆等地办事处为此作出了极大的努力，特别是桂林“八办”在领取军需物资时，国民党顽固派总是蓄意刁难，不是少发军需品，就是让八路军到外省去领取，对此，办事处坚持据理力争，克服重重困难，为八路军、新四军争取到了相当的军需物资。

　　从1937年9月至1938年10月，国民党当局每月发给八路军经费63万多元，并将一批军械物资发放给八路军。中国北部各大城市和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为运送抗战物资的中心枢纽。武汉“八办”也承担起主要的八路军物资收集、转运工作。武汉“八办”按月向国民党政府各有关部门申报、领取军饷和各种军需品，并到交通部联系汽车将领取的物资送往前线和延安。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望日渐升高，国民党顽固派为限制共产党的发展，不再供给八路军军需物资。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尚未建立大型的军工厂，给养十分困难，远远不能满足战斗需要。武汉“八办”便积极联络进步人士，通过武汉、湖南、江西等地的组织，购买了军需物资送给前线的八路军。此外，武汉“八办”还直接接受了爱国华侨华人和国际友人捐献的物资和款项。同时，香港“八办”在廖承志等的领导下，将国外及香港爱国进步人士捐赠给八路军、新四军的钱、物和慰劳品以及“八办”购买的药品等物资运往广州，再通过广州“八办”运到武汉，然后由武汉“八办”转运前线，有利支援了各地人民武装的抗战。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广西成为桂林也成为联结我国西南、华南、华东和国外的重要交通枢纽。此时，香港“八办”在香港、南洋筹集的物资便主要由桂林“八办”负责接收。桂林“八办”在路莫村设立了转运站，并派出有经验的同志长年往返于这条运输线上，克服种种困难，保障运输工作的安全。

　　全力开展营救、保护工作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谈判中，我党提出的条件之一就是释放被国民党当局关押的“政治犯”。抗战全面爆发后，保护、转移、安置获救人员，更成为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八办”的一项重要任务。尽管当时斗争环境复杂，任务艰巨，各地“八办”还是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从1937年8月至10月，经周恩来、叶剑英等多方交涉和南京“八办”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分别从南京、苏州、杭州、上海等地监狱、反省院获释的政治犯有陈独秀、赤色工会国际驻太平洋职工会的代表牛兰、汪得利夫妇和陶铸、刘顺元、刘宁一、钱英等共1000多人；驻晋“八办”主任彭雪枫经多方努力，大批关押在太原国民党监狱中的“政治犯”以牺盟会特派员身份，被安排到各地开展工作，其中700多人经西安“八办”转送回延安。被“八办”保护、转移并安置的同志，不久便重新归队，很多人成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骨干力量。值得一提的是，驻香港“八办”在争取港澳同胞、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对抗战的支援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41年12月，办事处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先后营救出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等旅港文化界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及其家属700余人、国际友人近100人。

　　为根据地广纳人才

　　为吸收人才，壮大革命力量，中共中央决定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在国统区招生。各地“八办”都非常注意做进步青年的宣传动员工作，并专门设立招生委员会，派专门人员具体负责。志愿到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去的青年，“八办”都为他们开具介绍信，由“八办”统一安排、派专人负责送往延安和根据地，还帮助他们解决沿途的食宿问题。南京“八办”针对许多进步青年询问如何去延安的问题，在《抵抗三日刊》上以公开答问方式，详细介绍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的情况；武汉“八办”介绍赴延安的青年近千人，居各地“八办”前列，经武汉“八办”介绍、护送去延安和从延安派往武汉后又派往各地去的各类干部也有7000人以上；桂林和重庆“八办”也担负了护送爱国华侨华人、进步青年到延安的任务，每次运送军需物资，桂林“八办”都要设法输送一部分人员前往解放区；西安“八办”成为各地“八办”输送人员的中转站，仅1938年5月至8月，西安“八办”就接待、护送了2000余名进步青年前往陕甘宁边区，形成了“成千上万的各地青年子弟，不辞跋涉，不畏艰辛，齐向赤色都会的延安投奔，一批批的毕业，一批批的报到，荒凉的陕北，顿时变做山阴道上，应接不暇”的壮观景象。据记载，仅在1938年3月至5月期间，通过各地“八办”赴陕北的人数“每天平均为八百人，故陕北一带人口，一年来激增十余万人”。他们的到来，不仅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抗日根据地增添了新鲜血液，同时也激励着更多有志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客观上为我党我军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创造了条件。

　　（作者单位：南京市博物总馆梅园新村纪念馆）

　　

原文链接：https://www.hljzx.gov.cn/index/wstd/20220307275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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