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库门里的红色记忆（一）

　　

　　石“里”者，上海弄堂。弯弯曲曲的弄堂两旁，多是石库门房子。这些典型的上海民居是党的“初心之地”，孕育着党的红色基因、汩汩血脉。红色里弄串起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历程，也见证着革命领袖的理想信念、精神生活和个人魅力。革命运动在这里风起云涌，红色里弄里，一代代革命先烈不屈不挠、前赴后继，在这里迎接新时代的来临。从石库门到天安门，是中国红色征程的起点。

　　渔阳里：“中国共产党的产房”1920年2月中旬，上海还是春寒料峭，法租界环龙路2号的老渔阳里内，搬进了一位新住客，他就是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受到北洋政府的严密监视，随时有再遭逮捕的威胁，继续留在北京已是岌岌可危。1920年2月，在李大钊的建议下，陈独秀南下上海，住进了老渔阳里2号一栋石库门住宅。就在这栋看似普通的石库门房子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段佳话——“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就此展开。当年的老渔阳里其实并不老。彼时整条弄堂建成才七年，为了和1917年建成的新渔阳里区分开来，才这样称呼。像这样的石库门里弄在当年的上海很是时髦。由于太平天国及小刀会运动，大量难民涌入租界，“华洋分居”的局面逐渐打破。英、法、美三国领事绕开清政府，建造了成本低廉的联排式简易木板房，出租给中国人居住，并取名“某某里”，上海石库门建筑的雏形由此形成。早期的石库门为三开间或五开间，保持了中国传统建筑以中轴线左右对称布局的特点，又吸取欧洲联排住宅的毗连形式。石库门建筑由其“门”而得名。一进石库大门，便是一个长方形的前天井，左右两边是底层厢房，正对天井的是客堂间，为会客、宴请及起居之所。客堂连通两侧的厢房，后面有通往二层的木楼梯。再往后是后天井，其后面或侧面为单层斜坡的披屋，往往用作厨房，沪语“灶披间”即由此而来。20世纪以来，越建越多的石库门也逐步成了上海传统弄堂住宅的代名词。这些石库门住宅墙高院深、闹中取静、冬暖夏凉，颇受居住在租界的华人士绅和大户人家的青睐。高高筑起的院墙也给了革命者最好的隐蔽空间。老渔阳里2号是一幢坐北朝南的两层楼房。这栋宅邸原本是安徽都督柏文蔚的居所，人称“柏公馆”，在当时是时髦宽敞的住宅。陈独秀曾一度担任柏文蔚的秘书长，与柏文蔚也颇有渊源。在朋友的张罗下，刚刚南下上海的陈独秀便搬到了这里。重回上海的陈独秀将《新青年》编辑部也带进了这栋石库门房子。当时的《新青年》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宗旨，推动着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李汉俊、陈望道、沈雁冰、邵力子等大批将民族危亡看作己任的热血青年成为了《新青年》的编辑。他们也成为了老渔阳里2号的常客。

　　渔阳里甚至可以被称为是“中国共产党的产房”，在这栋石库门建筑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雏形诞生了。1920年8月，陈独秀在这里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处，这是中国首次成立马克思主义政党小组，其成立后承担了中央职能。陈独秀在这里接待过很多各地来的革命者，比如毛泽东。这里鸿雁来往不息，进步志士纷至沓来，在这栋看似普通的石库门房子里，推动着全国各地共产党发起小组的积极建立。上海成为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也在中国第一次公开亮出了“共产党”的旗帜。1920年11月7日，一份新杂志在上海创刊，刊名就叫《共产党》。《共产党》月刊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机关刊物，旗帜鲜明地要在中国建立共产党。此时，与老渔阳里相隔几十米的新渔阳里，也在酝酿着革命的火种。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来到了上海，落脚在新渔阳里。他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一道，在新渔阳里6号创立了“中俄通讯社”，主要是将来自赤塔、符拉迪沃斯托克、莫斯科等地的有关信息，以及英美媒体有关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报道译成中文，提供给国内30多家报刊选用。不久，以这栋“两上两下”的老式民宅为据点，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成为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青年团的最初发起者是俞秀松、施存统、陈望道、李汉俊等八人，俞秀松任书记。团内每周举办一次报告会，学习马克思主义。团员青年还深入基层，参加工人运动，帮助工人改善劳动条件。许多团员将有关工运的稿件发表在《劳动界》等工人读物上。维经斯基此行中国，还有一个重要任务，要培养一批年轻的干部送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去学习。1920年9月，新渔阳里6号门口，又挂起了一块“外国语学社”的牌子。这个俄文学校挂牌后就招生了，学生实际上都是向往革命的有志青年。后来在报名的学生当中选了三十几个送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去学习。在此之前，还建立了上海的社会主义共青团，实际上也是全国第一个共青团组织。这是维经斯基跟陈独秀他们一起商量共同办的。由相对年轻的俞秀松出面担任书记，组织了社会主义共青团团部，相当于党的助手。罗亦农、刘少奇、任弼时等当年外国语学社的学员们，都是出类拔萃的青年革命者。救国心切的青春志士把亭子间当卧室，把大一点的厢房当教室与会议室，一起讨论中国的命运。虽然，新老渔阳里这两条弄堂如今已不再相通，但在当年，一条窄窄的小弄堂连接起了这两处红色征程的起点，这条通道也被称为“共产主义小道”。走过这短短数十米的弄堂，陈独秀曾多次去新渔阳里6号讲课，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热血青年如刘少奇、任弼时等也常在此出入，前往老渔阳里的《新青年》编辑部。博文女校：中共一大筹备地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上海。当时已在上海的还有接替维经斯基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尼科尔斯基。他们与中国革命者几次交谈，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1921年7月中旬，时值暑假，十几个口音各异的年轻人住进了法租界蒲柏路上的私立博文女校。他们以“北大师生暑期旅行团”的名义借住博文女校，真正的使命却是要做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博文女校是暂住地，也是大会筹备地。选择博文女校作为代表宿舍，一来，这里距离树德里很近；二来，这里足够安全。博文女校是一幢沿街的老式石库门住宅建筑，位于白尔路（后称蒲柏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该校的创办者和校长是黄侃（季刚）的夫人黄绍兰。二次革命失败后，黄绍兰定居上海，当时，黄侃的妻子王氏逝世，黄绍兰便与黄侃结婚，并成为章太炎唯一的入室女弟子。1916年，黄绍兰与黄兴夫人徐宗汉、章太炎夫人汤国黎等人租下上海法租界贝勒路（今黄陂南路）一条弄堂里的民房创办博文女校。当时汤国黎已经担任神州女校校长，黄绍兰乃任博文女校校长。该校是中小学合一，起初在贝勒路，后迁蒲石路（今长乐路）。后来，因徐宗汉随黄兴前往美国，章太炎家经济遇到困难，博文女校仅靠学费难以维持，于1920年停办。1921年，黄绍兰获得张謇的哥哥张詧资助，又租下白尔路389号住宅，将博文女校复校。到会的代表们，除原住在上海的人以外，都住在博文女校里。盛夏酷暑，他们全都铺开凉席，席地睡在二楼的地板上。由于学校放假，学生教员全都回家了，只有临时请来帮忙的厨师一人，给代表做饭捎带把门，不让闲杂人等随便闯入。据包惠僧回忆，他们选定博文女校为代表住宿处后，付了两个月的租金，其实住了20天左右。“当时我们租这个房子是以北京大学暑假旅行团的名义租的。交房租是我同黄绍兰校长接洽的。在暑假中仅有一个学生……很清静。我们住的是楼上靠西的三间前楼。”“当时居住在博文女校的中共一大代表有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周佛海等九人，他们全部住在该校的楼上。”包惠僧还回忆说，7月22日，最后一位代表来到上海，他们在博文女校举行了预备会，讨论什么时候召开大会，选谁为大会主席。预备会议上，代表们推选张国焘为大会主席，推选毛泽东和周佛海为记录员，并通过了大会议程，准备在会上讨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各地共产党组织的代表分别报告工作情况，讨论通过草拟的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代表们一致认为，只有建立无产阶级的统一政党——中国共产党，才能组织和集中阶级斗争的力量，使之在向资本主义的进攻中得到锻炼、日益壮大。树德里：见证“惊险”的中共一大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址，选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后称望志路106号，今为兴业路76号），上海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中。这是一幢沿街砖木结构一底一楼旧式石库门住宅建筑，坐北朝南。李书城原来是同盟会元老，跟着孙中山进行反清革命。辛亥革命时，他担任了起义方的参谋长，所以地位非常高。后来北京政府成立，他还在北京政府担任要职。李书城主张革命改造中国，来到上海后住在了法租界。他的兄弟李汉俊在留学日本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回国来到了上海。李汉俊当时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辑，他正在编《新时代》丛书。

　　当年，在中共一大会址周围，围绕法国公园，也就是今天的复兴公园，从孙中山寓所、星期评论社、邵力子寓所到新老渔阳里，成为先进知识分子聚集地。先进知识分子们在一起讨论中国的出路，讨论马克思主义，讨论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现在的一大会址一带已经发展成为上海最繁华的地区，然而一百年前，这里还是环境荒僻、人烟稀少的地段。由于警力不足，租界的社会控制力量有限，难免频发治安案件。对普通的居民而言，这个街区也许意味着混乱、不稳定和危险。但是，对于革命者而言，这又是一块难得的空间，因为最危险的地方也许就是最安全的地方。1921年7月23日晚，大会正式开幕。出席中共一大的各地代表共13人，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小组的周佛海以及包惠僧。作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也参加了中共一大的部分会议。在这栋红砖青瓦的石库门房子里，代表们畅所欲言，既有共识也有分歧，既有热烈的争论又有冷静的思考。7月30日晚上，大会的最后一天，包括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在内的所有代表齐聚，然而会议刚刚开始，一个形迹可疑的陌生人闯进了望志路106号。大家都非常警惕，马林质问他是来做什么的，李汉俊也上前询问。那个人说是来找社联的王主席，走错了房间。然后他扫视了会场一下，就匆匆地离开了。马林斗争经验非常丰富，他认为这个人形迹非常可疑，会场也许马上就有危险。他立即要大家解散，从后门离开会场。为何有法租界巡捕闯入呢？现在比较可信的一种说法是，马林是革命活跃分子，他在欧洲启程时就被盯上了。他到了香港后，香港警方通知了上海警方，所以他一到上海就被盯上了。会议被迫中止后，李达夫人王会悟向部分代表提出建议，说她的家乡浙江嘉兴离上海不远，又很僻静，不招人注意，是接着开会的好去处。最终，中共一大在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闭幕。辅德里：很多“第一次”诞生于此1922年，第二次党的代表大会同样在上海的石库门进行。会址选择在成都南路辅德里625号（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李达和王会悟的新婚寓所里。这是一所处于深巷内的石库门房子，整幢房子由李达一家居住，没有外人。而且它完全封闭，对外都是隔绝的，还有前门、后门和弄堂，万一有什么事情，人可以进退自如。

　　这栋名为辅德里的石库门老房子始建于1916年，距今已有百年历史。2017年6月，这里完成了新一轮的修缮，重新开门迎客。经过四个多月的精心修缮，二大会址已基本恢复了原貌。整齐统一的门头，青红两色的清水墙面，门楣上“腾蛟起凤”四个字，出自王勃《滕王阁序》，寓意吉祥。走进今天的辅德里，时光仿佛被定格。1922年，12名来自各地的革命志士代表全国195名党员出席了会议。在客堂间的这张方桌旁，代表们第一次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宣言》，第一次提出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和民主统一战线。这里不仅见证了第一部党章的诞生，也记录着代表们第一声“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呐喊。为了保密和安全起见，二大的开会地点曾经不断变更，最终才落脚在辅德里625号。虽然今天这里只剩下延中绿地的一角的两排石库门建筑，但在当年，辅德里共有50余幢结构相似的石库门，石库门的布局和形态又极为相似，因此陌生人一旦进入其中往往摸不清方向。静安区原来是英美租界，二大两排石库门房子所处的地段正好是英美租借公共拓路的公共部位，延安路以南就是当时的法租界，所以这个地带就是一个三不管真空地带，相对安全。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这些风格一致的石库门，成为了共产党人工作学习的最好掩护，也成为了这段红色革命的珍贵见证。然而当年，石库门的隐蔽性不但庇护了革命者，也曾给革命者们造成小小的困难。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与来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说：“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要在大片外观相似的石库门中找到李达的寓所，远比想象中困难。1923年5月，中共中央由上海迁往广州。然而红色的火种并没有从上海离开。这年6月12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由于广州地处一隅，交通不便，很快，党的机关又从广州迁回了上海。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作出的各项正确决策，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在中国革命艰苦卓绝的岁月里，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这些隐蔽的石库门里弄庇护着革命者们开展各种地下活动，最终里应外合解放了上海，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图片提供：黄明本文

　　整理：左娟娟  游思静

原文链接：http://www.shszx.gov.cn/node2/node5368/node5380/node5396/u1ai10859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