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牺牲在日伪警察署的刑讯室

　　

　　

　　——中共奉天兵工厂党支部书记梁永盛的故事

　　1932年，在日伪警察署的刑讯室，一位革命者遭到严刑拷打，不管主审人如何审问，他回答审问者的只有一句话：“我已经说过了，全中国的工人阶级都是我的同伙。”敌人无计可施，又用他的妻儿做诱饵，企图使他留恋妻儿，留恋人生，产生动摇，供出党的秘密。然而他却对妻子说：“不要哭，把孩子抚养大，告诉孩子，记住这个仇恨。告诉同志们，加紧工作，早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这位铁骨铮铮、宁死不降的革命者就是我党的早期党员，时任奉天（今沈阳）兵工厂党支部书记梁永盛。

　　

　　

　　梁永盛

　　

　　满腔热血参加革命

　　1901年，梁永盛出生在辽宁省营口县魏家屯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读过两年小学，后随父母一起种田劳动。梁永盛一家虽然长年累月地辛勤劳作，但收获所得仍不够支付地租和各种苛捐杂税，生活十分贫困。

　　梁永盛年纪稍大，便离家外出寻求生计，曾打过短工，当过脚夫，1921年，经人介绍，梁永盛到营口一个资本家经营的私企铁工厂当铆工，后又几经辗转来到奉天（今沈阳），在奉天兵工厂当工人。这段从农村到城市的经历，让他饱尝压榨和盘剥，这一切也使他逐渐萌生了要翻身、要革命的思想。

　　奉天兵工厂（日本称之为“奉天造兵所”）的前身是张作霖创办的“东三省兵工厂”。无论是技术水平、生产能力还是建厂规模，都是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兵工厂。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将其更名为“奉天造兵所”，并成为关东军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主要生产枪炮、弹药，下设枪所、炮所、枪弹所、炮弹所、机工所、火药所等分支机构，最多时有工人3万余人。广大工人遭受残酷的剥削，工作时间长，工作环境差，工资待遇低。党组织十分重视奉天兵工厂的组织发展和工人斗争情况。

　　1925年10月，在奉天支部书记杨韦坚领导下，奉天兵工厂成立了秘密党小组。1927年10月，中共满洲省委成立，奉天兵工厂党小组发展为党支部，党、团员共40人，由中共满洲省委直接领导。中共满洲省委曾派工运负责人王立功、唐宏经、王鹤寿等多次到兵工厂发动工人斗争。

　　这一时期，梁永盛在党的启发教育和直接领导下，在兵工厂开展工运工作，从此接受了革命思想。

　　

　　

　　关押梁永盛的日伪警察署，一九三二年七月梁永盛就牺牲在这个警察署的地下室牢房中。

　　

　　兵工厂的秘密党员

　　1928年底，满洲省委遭到破坏，兵工厂的斗争也陷入了停滞状态。1929年6月，刘少奇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后，工作逐步得以恢复和发展，9月，恢复了兵工厂党支部。

　　当时，兵工厂在军阀的严密控制下，党组织暂时无法进厂活动，为了尽快打开工作局面，杨一辰接受刘少奇的委派，根据中央的指示和省委关于“兵工厂工作除在找到旧有的线索外，应在附近开办一所能够接触工人群众的学校”的决定，于是在奉天兵工厂附近的东三家子开办了一所工人夜校：静远学馆。东三家子在兵工厂的后面，是工人居住区，便于接近群众。杨一辰在这里租用了两间民房，一间门房做宿舍，一间厢房做课堂。

　　静远学馆是中共满洲省委的地下交通站，是党联系工人群众的纽带。为掩人耳目，杨一辰白天教儿童读书，晚间免费为工人上课。工人做工用的图纸常有英文字母，杨一辰就从字母教起，这样来馆学习的工人也逐渐增多。魏国荣（当时在兵工厂搞团的工作）率先送自己的弟弟魏国璋、妹妹魏素兰入馆学习。随后，梁永盛也在魏国荣的启发和引导下，带着他的儿子梁贵喜在这里学习。无论数九寒冬或酷暑盛夏，只要有时间，梁永盛都坚持学习，这是梁永盛人生历程中的重要阶段，他的思想觉悟迅速提高。

　　1930年10月，经奉天市委委员王文德和兵工厂支部地下党员魏国荣介绍，梁永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很快成为兵工厂党组织的核心骨干。

　　1931年6月16日，梁永盛在中共满洲省委和奉天市委的领导下，恢复了已被破坏的奉天兵工厂党支部，并担任书记，党员有魏国荣、刘振东、张阿明。

　　九一八事变后，奉天兵工厂被迫关闭，梁永盛也成了失业人群中的一员，被迫到处做临时工维持生活。他曾一度和组织失去联系，后来经历千难万险，终于又找到了同志，和组织接上了关系。于是，他一边做工、一边做党的工作，他在奉天兵工厂、迫击炮工厂等几个厂子都建立和恢复了党组织，组织群众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根据当时地下斗争的需要，梁永盛带领党员和进步同志采用各种巧妙的办法和敌人展开斗争。党员吴国发家住奉天北市场，那里居民成分比较复杂，不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梁永盛就经常在这里召开党员会，这不仅加强了党的领导作用，还能很好地起到掩护作用。为了麻痹敌人，防止发生意外，他们每次开会都在炕上摆一桌麻将、沏上一壶茶水，装作聊天的样子。在梁永盛同志的影响和带动下，先后有7名产业工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有几十名工人成为革命骨干，从而发展了党的组织，壮大了革命力量。

　　梁永盛对敌斗争的经验越来越丰富。他告诉大家：贴标语要等到夜深人静，分头进行，不易被敌人发觉；撒传单要到热闹场所，出其不意撒完就走，敌人想抓都抓不到人。就这样，大家按照梁永盛的办法，经常在夜深人静路上行人稀少时分头出发，用小瓶装上糨糊放在口袋里，怀里揣着标语，走一路、贴一路。他们的宣传标语经常出现在北市场、南市场、小河沿、北陵公园、各大工厂附近及火车站周围，甚至有时把标语贴到警察署围墙或大门上。

　　在梁永盛的宣传、教育和带动下，周围群众积极行动起来，梁永盛年仅十几岁的儿子梁贵喜有时也随同前去，协助完成任务。就连上了岁数的老人都投入行动中。吴国发的老母亲经常听梁永盛讲革命道理，每次在她家开会时，老人就主动到门外放哨，晚上大家出去贴标语，她也坚决要求参加，大家劝她说：“您年岁大了，行动不方便，还是不要去吧！”可是老人家执意要去，并说：“我是个老太太，不容易引起敌人注意。”就这样，老人也和大家一样，趁夜深人静，去贴了两次标语。

　　人送外号“梁大胆”

　　1932年初，日本为了继续扩大侵略战争，到处搜刮掠夺粮食，奉天几百万人民群众的生活越来越困难。而奉天兵工厂的上万名失业工人由于粮栈被封，既无处领粮，也无处买粮，生活无法维持。工人们曾几次派代表到粮栈协商借粮，可是，守卫粮栈的日本兵蛮横地说：“这粮栈是大日本皇军的，不能借给中国人。”工人们义愤填膺，梁永盛如实向上级党组织报告了这一情况，并根据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号召工人、农民组织起来进行抢秋收、度春荒、抢粮、分粮斗争”的指示，决定发动工人开展抢粮斗争。

　　4月30日上午9时，按照既定方案，梁永盛和其他地下党员召集工人到粮栈，然后派5名工人代表同日本人谈判，要求开仓放粮，如不答应就砸库抢粮。这天，成天上万名工人从四面八方涌向粮栈，人山人海，声势浩大。还没等到谈判，广大工人已开始情绪激动地说：“兵工厂粮栈是我们工人的，我们吃自己的粮食日本人管不着。”面对声势如潮的工人群众，守卫粮栈的日本兵十分恐慌。这时，一名工人大吼一声“抢！”工人们便一拥而上，踏破铁丝网，砸开粮栈大门，冲进粮仓。

　　抢粮的消息一经传开，人越聚越多，许多犹豫观望的人也纷纷加入了抢粮队伍。日本人闻讯，调来大批军警进行镇压，但是，上万名愤怒的群众根本不理睬他们，仍然旁若无人地抢运粮食，从上午9时一直持续到下午6时，整个粮栈30多个粮仓的粮食全部被抢光。这次抢粮运动震动了整个奉天城。

　　此外，为了壮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梁永盛积极向上级党组织建议设法从兵工厂搞些枪支。据张伯恩同志回忆，1932年3月的一个晚上，街上行人稀少，梁永盛披着一条破麻袋，腋下夹着铁锤，向事先侦查好的目标走去。他来到小东门附近，发现了一个日本兵，梁永盛从敌人背后悄悄摸上去，抡起铁锤，对准他的脑袋狠狠地砸了下去，日本兵“扑通”一声倒地，梁永盛夺得一支短枪。继这次行动之后，梁永盛又同乔兰亭等人共同策划了一次有100多人参加的抢枪活动，从兵工厂枪库中抢出30多支枪。从此，梁永盛凭借胆大心细夺枪、抢枪的事迹在党员中传颂开来，大家亲切地叫他“梁大胆”。

　　身陷囹圄 坚持斗争

　　1931年五一节前夕，党组织指示，要用实际行动来纪念这个伟大的日子。中共奉天特委为动员更多群众起来斗争，事先印刷了大批传单，布置市内各支部组织散发，梁永盛接到任务后，立即组织召开支部会。

　　1932年4月29日，奉天兵工厂党支部在北市场卢家胡同吴国发家中开会。会上根据中共奉天特委的指示，研究和讨论如何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唤醒民众、打击日本侵略者的问题。经过反复商量，决定在5月3日（农历三月二十八日）利用天齐庙会，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行动前，梁永盛做了充足的准备。他让儿子到小东边门“稻香村”食品店买回两盒“点心”，回家后，他把点心取出装上传单，然后按照原样包装好。他将装好传单的“点心盒”自己留下一盒，另一盒让魏国荣给大家分下去。同时，又让散发传单的同志每人准备一包石灰，以便散发传单被敌人发现时，就往敌人脸上撒，趁机摆脱敌人的追捕。行动方案是让梁喜贵在前面走，魏国荣等人陆续跟进。一旦遇到紧急情况，梁喜贵就回头摸摸鼻子报信，让大家暂时隐蔽，等机会再通过。

　　天齐庙坐落在奉天小东关，又名东岳庙。农历三月二十八日这天，梁永盛带领魏国荣、吴国发、吴国财、杨书田、张明、刘振东、韩庆升、梁喜贵等人，顺利通过岗卡，进入庙会。据杨书田后来回忆：中午12时许，正值游人最多的时候，梁永盛发个暗号，大家开始分头行动。不多时，在庙会的各个角落，宣传抗日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传单像雪片一样漫天飞舞。人们争抢着、传看着。面对群众的爱国热情，梁永盛心情十分激动，他边撒传单、边大声呼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去”等口号，完全不顾个人安危。他的行动引起了混在人群中的敌特分子的注意。3名特务分子紧紧围住他，边盘问、边搜身，没有撒完的传单也被敌人搜去了。杨书田发现梁永盛处境危险，力图营救。终因敌人太多而没能得手。梁永盛被捕了，被敌人押送到日伪警察署。

　　魏国荣、梁喜贵等人很快完成任务，陆续撤出庙会。随后，当梁喜贵返回到家里的时候，发现家门口停着几辆汽车，他感觉事情不妙，因他惦记着妈妈和弟弟，便不顾一切地冲进家门。此时，敌人正在家中搜查，便将他和妈妈弟弟一起抓走。魏国荣、马同业、乔恩普等人在庙会上见梁永盛被捕心里非常焦急和难过，担心敌人抄梁永盛的家，搜去党内的文件，于是在下午4时许，他们前往梁家报信，不幸被埋伏在梁家周围的便衣警察发现，也被敌人抓走。

　　“我死了也会含笑九泉”

　　梁永盛被捕后被押在日伪警察署，敌人企图通过他打开缺口，一举破获奉天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敌人制定了一个软硬兼施的劝降计划，想方设法迫使梁永盛就范。

　　他们首先威胁他，对他说：“你要是说出来，放你们全家回去，平安无事；要是不说，你的全家人谁也活不成！”梁永盛冷冷地回答：“我什么也不知道，没有可说的。”敌人经过几番威胁没有成效，又对他采取金钱收买、封官许愿的办法，遭到严词拒绝后狡猾的敌人又提审梁永盛的大儿子梁贵喜，想从小孩子的口中得到党的机密。但是无论敌人怎样软硬兼施，他总是挺起胸膛，晃着脑袋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由于得不到口供，敌人便将梁永盛的妻子和两个儿子释放回家，因在狱中关押期间阴暗潮湿，不满两岁的小儿子整天啼哭，后来又染上重病，出狱后没多久，小儿子便夭亡了。

　　敌人经过几番威胁没有见效，便采用毒辣的手段摧残梁永盛。几乎每隔两三天，梁永盛就要过一次堂，每次过堂，敌人轻则用皮鞭抽，重则用带马刺的皮靴狠踹梁永盛的腿和肋骨。梁永盛只是紧紧握住拳头，咬紧牙关，闭着双眼，连哼都不哼一声。他浑身上下肿了起来，皮肉处处青紫，但他始终不屈服。

　　此时，梁永盛同志的身份已经暴露，敌人露出狰狞面目：“谁是你的同伙？只要你讲出来，就没你的事了。”梁永盛大声回答道：“全中国的工人阶级都是！你们是抓不尽、杀不绝的！”

　　最后，敌人对梁永盛失去了耐心，他们用凉水掺小米灌他的鼻子、压杠子、让他坐“老虎凳”、用利刀刮他的肋骨、甚至用上了日本最新式的电刑……但这一切更加坚定了梁永盛斗争到底、决不投降的决心，他告诉敌人：“工人都是我的同志，贫苦百姓都是我的同路人，我绝不做日本鬼子的顺民！”敌人被气得暴跳如雷。而梁永盛同志一次又一次被敌人折磨得昏死过去，但他始终没有吐露半句党的机密。

　　梁永盛的战友乔恩普回忆说：“永盛在狱中表现得很坚强，敌人对他使用了各种刑罚。开始给他上‘两人杠子’，之后又上‘四人杠子’‘八人杠子’，上刑后，手指压掉好几个，但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我去看他，他对我说：‘即使敌人打死我，也休想从我口中得到任何东西。’”

　　梁永盛的战友吴国发老人回忆说：“梁永盛被捕后，我到狱中去看他两次，第一次见到他，面容憔悴，脸色蜡黄，得知敌人对梁永盛同志用灌辣椒水、灌煤油等酷刑。我第二次去看他，得知敌人对他用了更加残酷的刑罚：用刀剐肋条。梁永盛同志身上的肉都翻出来了，两肋上下没有一块好地方，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我忍不住痛哭失声。梁永盛的手用力地把住铁栏杆，坚强地支撑着身体，对我说：‘四哥，你放心吧，打死我，剐死我，我也不会出卖你们。’”由于梁永盛誓死保护党组织的机密，同时被捕的魏国荣、马同业、乔恩普等人不久就因“证据不足”而获释了。

　　一计不成，敌人又生一计。敌人突然将梁永盛的妻子和大儿子叫来，让他们母子二人到监狱探监，企图利用梁永盛的家人来动摇他的意志。梁永盛的妻子来到牢房，看到自己的丈夫被敌人折磨得血肉模糊，行动困难，心如刀绞。妻子告诉他不满两岁的儿子已经不在了，梁永盛万分悲痛，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他握紧拳头对妻子说：“不要哭，要坚强起来，一定要把孩子抚养成人，记住这笔深仇大恨，早晚有一天要同他们算总账！”敌人的阴谋又一次失败。

　　梁永盛深知敌人不会轻易放过他，他随时都有被杀害的可能。然而，他对个人的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他对同牢房的战友说：“你们要注意掩护自己，我宁可死在敌人的屠刀下，也不会暴露任何同志。你们出去后要好好地为党工作，把革命进行到底。这样，我死了也会含笑九泉了。”

　　梁永盛同志被关押了两个月，受尽了各种酷刑，最后被折磨得不能行动，1932年7月，梁永盛同志牺牲在警察署的刑讯室，年仅31岁。

　　1963年2月9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追认奉天兵工厂党支部书记、优秀共产党员梁永盛为革命烈士。

　　（本文作者为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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