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两路口的善举——保卫中国同盟重庆二三事

　　在渝中区两路口的高楼大厦间，有一栋黄灰色相间的独栋别墅，入口处有一尊宋庆龄的雕像掩映在花丛之中，这就是重庆宋庆龄旧居。抗日战争期间，宋庆龄利用自己在国内外的崇高声望和影响，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不懈努力，并在此延续了“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

　　从香港到重庆

　　抗日战争期间，国内物资缺乏，医疗物资少之又少，共产党人在物资上更是捉襟见肘。

　　1938年2月，周恩来在武汉约请来访的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当时贝特兰刚在华北前线采访完，在听完医疗物资缺乏的情况后，迅速将抗日前线的这一情况写成详细报告，送交在香港的宋庆龄。1938年3月7日，贝特兰抵达香港后，再次当面向宋庆龄转达了周恩来关于救援抗日战士，特别是援助八路军和抗战根据地的意见。了解情况之后，一向爱国并关注前方战线的宋庆龄按捺不住了，与廖承志等商议，打算成立一个国际性救援机构，邀请合适的中外人士担任职务，以便广泛募集捐赠物资，并同海外援华救援团体建立联系。

　　宋庆龄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考虑，建议请宋子文担任这个机构的会长，并选定“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作为这一机构的名称。同年，6月14日，宋庆龄在香港干德道11号2A寓所，宣布“保盟”正式成立，并公开发表了《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宣言》。

　　1941年12月，宋庆龄从香港来到重庆，政治上的鲜明立场，使她与蒋、宋家族格格不入。虽然来渝多日，国民党当局却故意冷落宋庆龄，对她不闻不问。国民党元老林森、覃振、于右任、李烈钧等人实在看不下去，多次提议后，国民党当局才勉强在国府礼堂为宋庆龄开了一个非正式的欢迎茶会。

　　会上，宋庆龄发表了激情昂扬的讲话，大致意思是：前方将士浴血奋战，英勇杀敌，抗击着日本侵略者。可重庆，仍像战前南京那样灯红酒绿，奢华无度。顽固派偏安一隅，妥协退让的言论甚嚣尘上。

　　“争取抗战胜利必须实行民主，发扬民气，搞专制和独裁是一定要打败仗的。”宋庆龄在演讲中不点名地痛斥国民党中的顽固派，“有人名为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实则是中山先生的叛徒，倘若先生泉下有知，也会谴责这帮不肖之徒的！”

　　在渝重建保卫中国同盟

　　保卫中国同盟是一个国际性统一战线性质的救济组织。这个组织主旨在于向世界报道中国人民的斗争真相，为伤病员、儿童、爱国文化事业募集钱款和医药物资，并始终把工作重点放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敌后游击区。

　　香港沦陷后，“保盟”的工作被迫停止。1942年开始，“保盟”的许多成员陆续来到重庆。于是，宋庆龄又开始联络史沫特莱、斯诺、艾黎等国际友人，在重庆重新组建了“保盟”，并把办公地址设立在了自己两路口新村3号住处的二楼。

　　皖南事变是国共两党关系的关键节点，由于遭到国民党封锁，敌后抗日根据地处境异常艰难，武器弹药和医药用品严重匮乏。面对危急形势，宋庆龄十分坚决地提出要求取消“不人道的封锁”。但这时，“保盟”的工作面临政治封锁、经济紧张、人员缺乏等重重困难，对外宣传也只能靠宋庆龄一个人的力量，她坚持不懈地发表各种声援前线的声明、信函和文章。

　　1943年9月15日，宋庆龄给海内外朋友写了“保盟”迁渝后的第一份工作报告《从香港到重庆》。报告中她指出，“保盟”之所以把援助的重点放在抗日根据地，是因为“他们几乎全靠从敌人那儿夺得的装备武装自给，牵制了在华日军一半以上的兵力”“但是他们已经3年没有得到过任何武器和金钱的援助，以及与我们的工作特别有关的医药援助”“我们并不要求给他们优先待遇，而是要求平等待遇”。

　　公道自在人心，宋庆龄的呼吁引起了国际舆论界的关注。经过她的不懈努力，“保盟”与国外的援华机构和进步人士恢复了联系，重新获得了国际援助，比如纽约美国援华会、加拿大维多利亚医疗援华会、伦敦的中国运动委员会以及美国劳工组织等。

　　每一份物资都来之不易

　　在战时，要给敌后抗日根据地运送物资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要通过国民党重重严密的军事封锁线。“保盟”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交通条件，包括来往于延安和重庆间的汽车以及美国飞机运送物资，期间还请国际友人帮助代运，或由八路军谈判代表护送通过层层关卡，进入游击区。

　　据统计，在重庆期间，“保盟”提供给敌后抗日根据地各个国际和平医院的资助达65万美元。宋庆龄在《保卫中国同盟声明》中对伸出援助之手的朋友们说：“这种支援对保卫中国的作用，不亚于以飞机、坦克和枪支的支援。”

　　宋庆龄利用自己在群众中的崇高声望和感召力，积极推广她所倡导的公益事业。同时，“保盟”也十分注意维护组织公信力，在赈灾工作中公开账目，严格审计，把募捐到的每一分钱都用于为灾民服务。

　　生活中，宋庆龄衣着朴素、非常节俭。为“保盟”工作20多年的德国友人王安娜曾回忆：“她穿着四川产的荨麻织物做的衣服出门，丰裕的物质生活通常都与孙夫人绝缘。”

　　在重庆的4年时间，宋庆龄与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42年的一个冬夜，宋庆龄在寓所举行晚餐会，欢送中共代表董必武返回延安。周恩来、邓颖超、冯玉祥、李德全等应邀参加，大家围坐在壁炉前，凝神聆听周恩来分析西北战场和国内外形势。窗外雪花飞舞，室内炉火正红，壁炉架上，摆放着重庆近郊农民送来的两株颗粒饱满的谷穗，壁炉里跳跃的火焰映着金黄色穗粒，显得黄澄澄的，十分可爱。

　　心系前线多壮志

　　说起宋庆龄到重庆，也是危险重重。她是在敌人到达机场前6小时，搭乘最后一架飞机到重庆的。在当时的战争形势下，其他“保盟”委员也是冒着生命危险，才相继到达重庆。

　　曾担任“保盟”宣传委员的爱泼斯坦在日记中回忆：“有的从敌占区绕道而来，有的，像我和我未来的妻子邱茉莉是从日本拘留营中逃出后来到重庆的。每天在‘保盟’和宋庆龄一起工作的廖梦醒同志很早就到了重庆，但其他委员们来不了。廖承志离开香港以后被国民党逮捕，关了4年。贝特兰被送进了在日本的战俘营。我们的英文秘书塞尔温·克拉克夫人被拘留在香港。司库诺曼·弗郎斯在香港战斗开始时就牺牲了。”

　　在重庆，“保盟”不仅私下募集款项，还以相当规模公开进行活动，偶尔也会大规模为战争受害者募集款项。有一次是为1942年河南灾荒的受害者展开的。这次灾荒，由于国民党官员的敲诈勒索，地主和粮商的贪得无厌变得更加严重，“保盟”因在救济灾民工作中不贪污腐化，从而赢得了中外人士的支持。

　　为了募集这些资金，“保盟”还想了很多办法，并创新捐赠模式。例如，为河南灾民的募集是通过举办业余音乐会及足球比赛来筹款的，苏联、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主要盟国外交官员都积极参加，外国军事和外交人员也参加了演出和比赛。在活动中，“保盟”对局势的坦率介绍以及公开赈募的方式与国民党官僚的无所作为、贪污受贿，形成鲜明对比，而且“保盟”在政治上立场鲜明，赢得了广泛支持，为河南灾民提供了实际援助。（作者 戴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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