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但要说，还要常说

　　□ 李伟明

　　20世纪90年代末，著名杂文家邵燕祥先生发表过一篇题为《不再做反腐文章》的杂文，大意是说自己多年来写了许多反腐文章，都够出一本书了，但贪污腐败的案件连年直线上升，可见写了也没用，所以不再为此浪费笔墨。我当时正值对社会满怀憧憬的年纪，读了邵先生的文章之后，深不以为然，专门写了一篇与他唱反调的小文章《不说也不行》，认为“丧失了说的权利，我们就会更可怜，只能眼睁睁看着别人放肆贪污腐败。”所以，“该说的，还是要说，说了未必有用，不说一定没用。”该文发表后，除了自己有印象，当然谈不上任何影响。

　　那时，我在报社工作，写这篇小文章是站在舆论监督的角度，认为群众应该通过“多说”，对贪官造成一定的舆论压力，免得他们太肆无忌惮。

　　我也没想到，十几年后，自己会从一名新闻记者变成一名纪检干部。在纪委工作，看问题的角度已和当年在媒体时有所不同。纪检监察机关要做的不仅仅是监督干部，还应着眼于呵护干部成长。如何才能让公职人员自觉远离腐败？当我面对面接触了大量活生生的案例之后，更加感到，要让干部少犯错误，岂能不做“反腐文章”。从关心干部的角度来说，反腐倡廉的相关话题、相关道理一定要说，不但要说，还要多说、常说。

　　有些人认为，反腐败靠“说”是没用的，贪腐者并不会把那些道理听进耳里记在心里。一度，我也对此颇为疑惑，不敢确定廉政教育这个环节是否多余。直到有一次，和一名落马的县级政府一把手在留置场所面对面，当我问到他这个问题时，他非常肯定地表示：廉政教育非常有用，就是你们平时“说”得太少了，以至过一段时间后，自己紧绷的神经又渐渐松弛了，加上大权在握等原因，于是最终没避免今日这个结局。他还说，如果不是因为平时也算看了一些案例通报、接受了一些警示教育，使自己有所收敛，那么，他犯下的事还会更大。

　　既然连落马官员都认为我们说得太少，有必要多说，那么，我们就该反思：我们平时说得到底够不够？说的方式到底行不行？说的效果到底好为好？倘若能把握节奏，改进方式，注重效果，对干部多些贴心而管用的沟通交流，让他们切实知大势、明纪法、存敬畏、行正道，不是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干部吗？

　　做了数年的廉政教育，我觉得，这事并不算什么技术活，它未必需要太高深的理论，太高大上的形式。它更需要的是，把道理讲实、讲细、讲透。也就是说，要实实在在把利害关系讲明白。马克思说过，“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对多数干部来说，能结合其自身利益，把贪腐的后果说清楚，让他们端正三观，守住内心，基本就算成功了，太空洞的说教反而没法让人入耳入心入脑。

　　前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把廉洁文化建设放在这种高度，可谓正当其时。全面从严治党快十年了，除了继续保持惩治的高压态势，确实需要着力解决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而文化的力量，正可以帮助我们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关键要看我们是否重视发挥它的作用，是否懂得借助它的力量。我想，作为一名基层纪检监察干部，有机会，还是要多和公职人员谈谈这些切身的体会，聊聊这些粗浅的道理，尽可能从思想观念上影响一批人，让他们切实认识到贪腐的无意义。尤其是对年轻的公职人员，更要把这件事摆在重要位置。新入职人员是一张白纸，让他们走正第一步，走好每一步，需要的就是廉政教育时时抓，廉洁话题常常说。如果这一代人的内心厚植了廉政文化之根，若干年后的政治生态就可能大有改观。

　　杂文一直是我业余写作的主打产品。写杂文，就是要维系说话的权利，通过对世相百态的品头论足，各抒己见，该批评的批评，该赞扬的赞扬，激浊扬清，革故鼎新。我们要始终相信，发声，是为了社会更美好，而不是某些人狭隘理解的“负能量”。大家都说话，这个社会才是健康的，充满朝气和活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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