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诞生背后

　　

　　在1949年新政协筹备会期间，征集的国旗国徽国歌来稿中，国徽图案较少，且不尽如人意。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国徽拟制工作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之后再行决定。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全国政协的进一步协商讨论，提交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的国徽，终于在1950年国庆节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毛泽东主持讨论国徽图案

　　国徽设计竞赛

　　在新政协筹备会期间，国旗国徽国歌启事发出后，应征来稿中，国徽图案较少（设计稿112件，图案900件）。1949年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召开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时，只有张仃、钟灵设计的5个国徽图案，编印成参考资料，供大家讨论。

　　张仃是专业美术设计家，1938年赴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任教。1949年初，他受邀参与中南海怀仁堂、勤政殿的改造，担任政协会议美术设计（包括政协会徽、人民政协一届全体会议邮票设计）、开国大典的美术设计（包括纪念邮票设计）工作。张仃、钟灵等人根据政协会徽设计了国徽，图案以标有红色中国版图的地球、五角星为主体，并配以齿轮、嘉禾、红绶。图案色彩鲜艳，象征含义丰富，已经超出了国徽征求启事上的要求。

　　

　　张仃、钟灵等人设计的五幅图案编入《国徽图案参考资料》

　　在讨论时，洪深、贺绿汀、郭沫若、梁思成、徐悲鸿等先后发表意见，分歧很大。洪深认为“中国版图画红色，而把其他国家画黄色，特别是苏联给画成黄色是非常不好”。贺绿汀建议最好与国旗一致，“画四颗星。”郭沫若提出“光芒来源不清，最好在地球上头画一太阳”。梁思成也觉得“毛病很多”。鉴于此，毛主席说：国旗决定，国徽是否可慢一点决定，等将来交给政府去决定。……原小组还继续存在，再去设计。

　　新中国成立后，由原第六小组成员继续承担拟制任务。邀请清华大学营建系（主要成员有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汪国瑜、朱畅中、胡允敬、张昌龄、李宗津、高庄、罗哲文等）和中央美术学院（主要成员有张仃、张光宇、周令钊、钟灵等）分别进行国徽的设计工作。

　　为了赶在1950年国庆节挂上新国徽，两个设计组的专家学者们对各种构思和设想认真推敲，反复研究，分别拟制了新的国徽方案。

　　林徽因、莫宗江合作的国徽图案在最初应征中，因突出民族特色而得到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的肯定，曾被要求修正后参加复选，但最终没有收在《国徽图案参考资料》中。这次设计，他们邀请清华大学教授邓以蛰、王逊、高庄及梁思成一同研究讨论。经过努力，林徽因这个组设计了一个新图案。

　　

　　林徽因等人拟制的国徽图案

　　他们提交的《拟制国徽图案说明》中说：拟制国徽图案以一个璧（或瑗）为主体；以国名、五星、齿轮、嘉禾为主要题材；以红绶穿瑗的结衬托而成图案的整体。清华大学的这个图案里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因子，同时配之象征新民主主义政权的主题。比如，璧是我国古代最隆重的礼器。大孔璧也可以说是一个瑗，象征统一。璧或瑗都是玉制的，玉性温和，象征和平。大小五颗金星是采用国旗上的五星，金色齿轮代表工，金色嘉禾代表农。红绶穿过小瑗的孔成一个结，象征革命人民的大团结。

　　受开国大典的启发，张仃等人设计了一个以天安门为主体的国徽图案，替代原来的以地球为主体的图案。不过，出于艺术表现上的考虑，天安门被处理成斜透视。关于天安门的构想，张仃是这样解释的：天安门广场既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五四”运动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天安门还是刚刚举行过开国大典的地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都同天安门有关，所以就把天安门设计进了国徽。

　　

　　张仃等人设计的国徽方案

　　1950年6月1日，马叙伦向全国政协常委会提交报告：“现在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元方案审查委员会又据专家参考原来选出比较可供选择的五种国徽图案，另外拟制了两种：其中一种仍然取法原来五种的造意而于形式上略加变更，另外一种则造意略有不同，着重于中国民族形式的表现。现在将这两种新拟的图案连同原有的五种一并送请审核……”

　　梁思成受命修改图案

　　1950年6月10日下午，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在中南海召开，决定国徽修正案经“国徽小组讨论并由梁思成设计修改”。

　　第二天，马叙伦在全国政协主持召开国徽组会议，沈雁冰、张奚若、张仃、梁思成、张光彦（记录如此，疑为张光宇——笔者注）出席。马叙伦首先发言说：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议议决，采取国徽为天安门图案。国徽中的天安门图案，正是中央美院张仃等人所一直坚持的。对此，梁思成提出“国徽并非是一张图画，亦不是画一个万里长城、天安门等图式便算完事。其主要的是表示民族传统精神”。在图案处理上，他认为“好像一个商标，颜色太热闹、庸俗，没有庄严的色彩”。张奚若倒不反对用天安门，因为“它代表五四革命运动的意义，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地”，但他认为图案中的“天安门”是唐朝式的，颜色上也要调和，“不使它过于太浓太俗。”沈雁冰说：“我对采取天安门的图形表示同意，因为它是代表中国五四运动与新中国诞生之地，以及每次大会都在那里召集的。最好里边不要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字，看起来有点太俗了。”

　　当天晚上，周恩来约请梁思成，做了细致的说服工作，让他在清华大学组织教师，按政协常委会提出的要求进行修改，并提出国徽图案中一定有天安门图像。

　　6月12日，梁思成、林徽因在家中召集清华大学营建系教师莫宗江、李宗津、汪国瑜、胡允敬、张昌龄和朱畅中开会。梁思成传达周恩来的要求：国徽图案内容除增加天安门外，还要增加稻穗。梁思成和林徽因不顾病弱之躯，与清华大学国徽设计小组成员一起投入到国徽设计之中。

　　

　　梁思成在病床上和林徽因研究国徽方案

　　罗哲文是参与国徽设计的清华大学营建系的一员。他回忆说，在设计国徽方案的整个过程中，营建系老师们的热情都很高，但要数林徽因付出的心血最大。当时她身体不好，患有肺病，可是她却全身心地投入到国徽设计工作。那个以玉璧(瑗)为主体的方案，就倾注了她的许多智慧。这个方案虽然被否定了，但林徽因关于国徽要有象征意义，要有民族特色，要程式化、图案化的设计理念，被营建系的教师们接受了。

　　6月13日下午，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召开第九次会议。由于国徽“图样尚未最终确定，决定后天将两种不同图样均带到会上最后取决。”

　　两天后的6月15日晚，马叙伦主持召开国徽组会议。会上，梁思成提出他们设计的新图案，并报告说：“周总理提示我，要以天安门为主体，设计国徽的式样，我即邀请清华营建系的几位同人，共同讨论研究。我们认为国徽悬挂的地方是驻国外的大使馆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重要地方，所以他必须庄严稳重。”他提出：国徽不能像风景画；国徽不能像商标；国徽必须庄严。

　　

　　清华大学营建系绘制的有天安门元素的国徽图案

　　张仃也重新修改了设计，并写了《国徽应征图案说明书》：红色齿轮，金色嘉禾，象征工农联盟。齿轮上方，置五角金星，象征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齿轮嘉禾下方结以红带，象征全国人民大团结，国家富强康乐。天安门——富有革命历史意义的代表性建筑物，是我五千年文化，伟大、坚强、英雄祖国的象征。

　　

　　张仃修改后的国徽方案

　　同时，张仃附上一份《设计人意见书》，针对梁思成的评价，就主题处理、写实手法、承继美术历史传统、色彩运用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

　　关于主题处理问题。梁先生认为，天安门为一建筑物，不宜作为国徽中构成物，图式化有困难，宜画成一张风景画片，要变成次要装饰。设计人认为：齿轮、嘉禾、天安门，均为图案主要构成部分，尤宜以天安门为主体，即使画成风景画亦无妨（世界各国国徽中画地理特征的风景画是很多的），不能因形式而害主题。

　　关于写实手法问题。梁先生认为：国徽造型最好更富图式化、装饰风，写实易于庸俗。设计人认为：自然形态的事物，必须经过加工，才能变成艺术品，但加工过分或不适当，不但没有强调自然事物的本质，反而改变了它的面貌，譬如群众要求的嘉禾式样是非常现实的，又非常富于理想的，金光闪闪，颗粒累累。倘仅从形式上追求，无论出自汉砖也好，魏造象也好，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美感上的要求的，写实是通俗的，但并不是庸俗的。

　　关于承继美术历史传统问题。梁先生认为：国徽图案应继承美术上历史传统，多采用民族形式。设计人认为：梁先生精神是好的，但继承美术上历史传统，应该是有批判的，我们应该承继能服务人民的部分，批判反人民的部分——这是原则，更重要的：不是一味模仿古人，无原则歌颂古人，而是“推陈出新”。梁先生认为：国徽中彩带仿六朝石刻为高古，唐带就火气重了。设计人认为：六朝的、唐的石刻造型都可取法，看用于什么场合，有些六朝石刻佛像彩带，表现静止，确是精构，倘用在国徽中，就太静止了，而唐之吴带是运动的，所谓“吴带当风”，国徽彩带采用这样精神，正适应革命人民奔放感情的要求。

　　关于色彩运用问题。北京朱墙、黄瓦、青天，为世界都城中独有之风貌，庄严华丽，故草案中色彩，主要采朱、金（同黄）、青三色，此亦为中国民族色彩，但一般知识分子因受资本主义教育，或受近世文人画影响，多厌此对比强烈色彩，认为“不雅”（尤其厌群青色，但不可改为西洋普蓝，及孔雀蓝，否则中国气味全失，且与朱金不和）。实则文人画未发展之前，国画一向重金、朱，敦煌唐画，再早汉画，均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广大人民，至今仍热爱此丰富强烈的色彩，其次非有强烈色彩，不适合装饰于中国建筑上，倘一味强调“调和”，适应书斋趣味，一经高悬，则黯然无光，因之不能使国徽产生壮丽堂皇印象。

　　国徽组对这两个图案进行了讨论。田汉说：“梁先生最要避免的是国徽成为风景画，但也不必太避免。我认为最要考虑的是人民的情绪，哪一种适合人民的情绪，人民就最爱他，他就是最好的。张仃先生设计的与梁先生设计的颇有出入，他们两方面意见的不同，非常重要。梁先生的离我们远些，张先生的离我们近些。所以，我认为他们两位的意见需要统一起来。”

　　会议最后决定：“请梁先生再整理绘制。”

　　清华大学图案获得通过

　　6月14日至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在京召开。其中一个议题是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方案。会议已经开幕了，国徽图样尚未最终确定。时间急、任务重，梁思成带领清华大学营建系设计组，根据评委的意见反复讨论、不断修改，于6月17日再次提交一稿国徽图案及设计书。这次设计符合征求条例“国徽需庄严而富丽”的规定，由红、金两色组成；符合“中国特征”规定，以国旗和天安门为主要内容，国旗代表革命和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的意义，天安门则象征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和在此宣告诞生的新中国；以齿轮和麦稻穗象征工农，麦稻还寓意地广物博，以绶带系结齿轮和麦稻象征工农联盟。整个图案，大红的底色上，五颗金色的五角星，仿佛一面巨大的国旗悬挂在天幕上；在天安门正面图的衬托下，五星红旗显得更加壮观、庄严、辉煌!

　　

　　清华大学营建系关于国徽图样的设计说明书（1950 年 6 月 17 日）

　　

　　清华大学修改后的国徽方案

　　国徽审查小组就梁思成与张仃的方案进行讨论、比较。沈雁冰主持起草的《国徽审查小组报告》记述了讨论情况：

　　赞成梁思成新作图样（金朱两色、天安门、五星）者，计有：张奚若、郑振铎、廖承志、蔡畅、邵力子、陈嘉庚、李四光（李未到，然昨天已表示赞成此图之原始草样）。

　　邵力子于赞成该图样时，提一意见，主张把梁的原始草样之一与此次改定之样综合起来，使此改定样的天安门更像真些。

　　赞成的理由：梁图庄严，艺术结构完整而统一（邵力子说张图美丽而梁图庄严）。

　　田汉、马夷老，说两者各有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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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雁冰曾询在组以外见过此两图者之意见，或言张图美丽，或言梁图完整，而觉得两图都不理想。

　　在年长的一辈人中间，对于张图意见较多，对于梁图意见较少。

　　

　　沈雁冰关于国徽审查小组的报告

　　6月20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议厅的白墙前，竖立着清华和中央美院两个团队设计的国徽方案。中央美院的方案中，中心部分的天安门是侧面透视图，红墙绿瓦，前面是金水桥，上面是蓝天，显得五彩纷呈；清华大学的方案中，中心部分的天安门是正视立面图，五星红旗点缀在天空上，周围是齿轮、谷穗和绶带，整个图案以金红两色相间，显得庄严、辉煌。

　　在展示现场，周恩来认真听取了各位评委的意见。他认为清华的设计方案综合了各种图案的优点，并提出：稻穗要画得向上挺拔一些。

　　

　　1950年6月20日，周恩来审定国徽图案。

　　同日，沈雁冰主持召开国徽审查小组会议。会上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确定送审的国徽图样；二是国旗、国歌、国徽应征者的奖励。

　　在讨论国徽图样时，郑振铎、张奚若、沈雁冰认为，第二图（梁思成图案）在艺术上非常成熟，结构完整而统一，门洞显明，较第六图（张仃图案）庄严。

　　周恩来说，图下面带子联结一起，象征着工农团结。

　　周恩来、马叙伦的意见是：印制时用金色和红色，若用黄色和红色则不够美观。金色和红色表现了中国特点。第六图红红绿绿，虽然明朗，但不够庄严。

　　张奚若、郑振铎提出：天安门旁的一排小栏杆可以不要，因这样显着太琐碎，不够大方，稻子也显得不整齐。

　　最后，周恩来提议写一个解释书，将第二图拿到会场，使大家脑子内有了印象，然后印发图样，以便于表决时看得更清楚一些。

　　国徽审查小组最终通过了清华大学营建系梁思成等人设计的国徽图案。

　　6月21日，马叙伦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作《国徽审查组报告》。

　　毛泽东主持6月23日的会议。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通过决议，同意国徽审查委员会的报告和所拟定的国徽图案，并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核准公布。

　　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对设计图案的说明》。

　　主席：你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国徽设计只是第一步，还要做相应的定型、制作等工作。国徽定型设计交给清华大学营建系。梁思成推荐了该系高庄教授。在国徽设计过程中，高庄支持梁思成提出的“国徽代表国家，是政权的象征，不是商标”等观点，但在定型时，高庄却认为这幅国徽图案审美上是“自由主义”的象征，并因此与梁思成产生激烈的争论，乃至“工作中的斗争”。

　　为了赋予国徽更高的民族气魄和时代精神，坚持政治性、艺术性、自然性和历史性的统一，高庄觉得有必要对平面图稿进行改动。鉴于国徽的图案是经毛泽东审阅、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的定稿，若再修改就从学术争论上升到政治范畴。高庄顶着巨大的压力，专门写信给毛泽东，坦诚提出自己的意见：“主席：你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但不是一个艺术家……”据高庄的儿子高康回忆，当时看过这封信的许多人，每忆此事都无法忘记那令人触目惊心的开头。钟灵看后还曾劝高庄“有点过火吧”。但高庄以强烈的使命感不为所动，递交了此信。毛泽东接受了高庄的意见。不久，中央派彭真、康克清到高庄家听取情况说明，并转达毛泽东同意进一步提高的指示。

　　从7月初到8月中旬，高庄经过一个半月的辛勤劳动，终于完成了国徽模型的设计塑造工作。

　　8月18日，沈雁冰在政务院会议室主持召开国徽使用、国旗悬挂、国歌奏唱办法及审查国徽图案座谈会。高庄就国徽模型塑造作了说明：“耽误时间是由于我的一种愿望。这种愿望就是想使我们的国徽：更庄严、更明朗、更健康、更坚强、更程式化、更统一、更有理性、更有组织、更有规律、更符合于应用的条件；并赋以更高的民族气魄和时代精神，以冀我们的国徽的艺术性提高到国际水平，和千万年久远的将来。”其修改部分及理由为：绸带的修改——新图较旧图更有力，更规律化；稻粒的修改——仍有丰富感，但不凌乱琐碎；将非正图改为正图——易于仿制。

　　

　　经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批准的国徽模型

　　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高庄塑造的国徽浮雕图案。

　　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命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所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对该图案的说明，业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特公布之。”同时公布了国徽及图案说明：“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

　　当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尊敬国徽?爱护国徽》：国徽鲜明地表现了我们国家的性质——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我们的国徽就是这样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胜利与新中国诞生的象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定型后，张仃带领“美术供应社”的人员赶制了第一枚木雕国徽，于1950年国庆前夕安装在天安门城楼上。1951年5月1日，沈阳第一机床厂精心制作的金属国徽（铜铝合金）取代了木雕国徽，在天安门城楼上悬挂至今。

　　国徽的设计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更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任务完成后，政务院向梁思成、林徽因、高庄、张仃等8位主要参加设计制作的人员颁发了一份奖励：每人800斤小米。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领取，将之捐给抗美援朝前线了。

　　

　　（作者单位：中国政协文史馆）

　　

原文链接：https://www.hljzx.gov.cn/index/wstd/202208082788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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