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慈寺：曾经恢宏壮丽的艺术殿堂

　　在文化积淀丰厚的成都市中心，有一座闻名遐迩、被誉为“震旦第一丛林”的佛教圣地——大慈寺。据南宋高僧普济编著的《五灯会元》记载，一个叫宝掌的印度僧人“魏、晋间东游此土，入蜀礼普贤，留大慈”。由此推算，大慈寺应该有1600多年的历史。

　　真正让大慈寺名声大噪的，是在唐代。武德元年（618年），三藏法师玄奘从长安到成都，随宝暹、道基、志振等法师学习佛教经论。武德五年（622年）春，玄奘在成都大慈寺律院受具足戒并坐夏学律。7年后，玄奘做了一件震惊佛教世界、影响佛教历史的重大事情——西行取经求法。贞观三年（629年），玄奘从长安出发，经姑臧出敦煌，经今新疆及中亚等地，辗转到达中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进入当时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学法，直到贞观十九年（645年）返回长安。16年间，他潜心翻译佛经，译出大小乘经论共75部1335卷，最终成为汉传佛教四大佛经翻译家之一、中国汉传佛教唯识宗创始人。由于玄奘是在大慈寺受比丘戒的，唐王朝对大慈寺给予了特殊的照顾。

　　

　　玄奘在成都大慈寺律院受戒并坐夏学律。

　　天宝十五年（756年），安禄山攻陷长安，唐玄宗李隆基避难成都。玄宗见大慈寺僧人英干在成都街头施粥，救济贫困百姓，并为国家祈福。他深受感动，乃为英干敕书“大圣慈寺”匾额，赐田1000亩。并钦点云游至蜀的原新罗国（今韩国）三太子无相禅师亲自督建成96院8542间、规模宏大的皇家寺院。贞元十七年（801年），韦皋镇蜀，扩修大慈寺普贤阁，又凿解玉溪流经寺前，使大慈寺环境更趋完美，成为唐代颇具声望的讲经圣地。长庆二年（822年），高僧知玄（悟达国师）讲经于普贤阁下，听众每日达万余人。会昌五年（845年），武宗灭佛，大慈寺因有唐玄宗题额，故“不在除毁之例”，是当时成都唯一保存下来的佛寺，也是当时蜀中规模最大的佛寺。不过，在改朝换代的历次战争中，这座名寺不断遭受破坏，面积也不断缩小；在明末张献忠屠城中，大慈寺被一把火烧光。如今的大慈寺主要建筑，是清代顺治年间（1644年～1661年）至同治年间（1862年～1875年）陆续重建的，其面积仅有大慈寺鼎盛时期的百分之二左右。

　　大慈寺是一处听经礼佛、传习佛教的圣地之外，它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艺术品展览馆。从唐代开始一直到宋代，这里楼、台、阁、殿、塔、厅、堂、房、廊中，绘制着大量色彩艳丽、气势磅礴的壁画作品，其数量是莫高窟的三分之二，故有“南大慈寺，北莫高窟”之称；这里的高僧们，还收藏着数以万计的名家书法、绘画作品。毫不夸张地说，大慈寺，曾经是一座恢宏壮丽的艺术殿堂。

　　以画为媒 艺术气息氤氲寺庙

　　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为了尽快扩大影响，主要依靠诵经书籍和艺术形象展示来吸引更多的信徒。绘画，是一种给人视觉冲击力最强、最直观的艺术。因而，在寺庙墙壁上绘制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药师如来、观世音菩萨、弥勒菩萨、地藏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等，成为所有寺庙传播佛教教义的重要方式之一。大慈寺以画为媒，吸引了众多画家、书法家走进寺庙，进行创作，从而让大慈寺变身为一座熠熠生辉的艺术宝库。

　　记载大慈寺荟萃大量绘画作品的，首推北宋学者黄休复。黄休复，字归本，约出生于后蜀广政年间（954年～959年），卒于宋真宗天禧年间（1017年～1021年）。史载，黄休复本是江夏（今湖北武汉）人，“通《春秋》学，校《左氏》《公》《谷》书，暨摭百家之说”。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他携家带口溯江而上，来到成都。成都浓烈的文化氛围，让他一下子融入这座城市，从此定居下来，以卖画为生。热爱艺术的他，对蜀中画家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撰写出一部《益州名画录》。在这部著作中，他对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一直到宋太祖乾德年间（963年～968年），四川本土及流寓四川的58名画家的作品进行了点评。从点评中可以看到，这58名画家中，就有赵公祐、范琼等26人曾在大慈寺留下过佛教壁画、道教壁画及山水、花卉、人物等绘画作品。这些作品，遍布在大慈寺的楼、台、阁、殿、塔、厅、堂、房、廊中，让这座香烟缭绕、经幡飘扬的寺庙充满浓烈的艺术氛围。

　　另一个记载大慈寺绘画藏品的，是李之纯。李之纯（1022年～1097年），字端伯，北宋沧州无棣（今山东无棣）人。宋熙宁三年（1070年）登进士第，步入仕途。宋神宗年间，李之纯在成都为官长达九年，先后担任成都路转运使、成都太守等职务。其间他多次到大慈寺观赏壁画，待其离开成都时，“而未见者犹大半”。后来，他撰写了一本《大圣慈寺画记》。书中说“举天下之言唐画者，莫如成都之多，就成都较之，莫如大圣慈寺之盛”，并详细记录下一组关于大慈寺的数据：“总九十六院，按阁、殿、塔、厅、堂、房廊无虑八千五百二十四间，画诸佛如来一千二百一十五，菩萨一万四百八十八，帝释、梵王六十八，罗汉、祖僧一千七百八十五，天王、明王、大神将二百六十二，佛会经验变相一百五十八，诸夹绅雕塑者不与焉。”

　　

　　大慈寺正门。

　　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成大也对大慈寺藏画情况有过记录。范成大（1126年～1193年），字至能，号石湖居士，宋代吴郡（治今江苏吴县）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进士。淳熙元年至三年（1174年～1176年），范成大出任四川制置使兼成都知府。他在成都任职期间，留下了一本《成都古寺名笔记》。笔记中记载，大圣慈寺寺院建筑上绘有壁画者共43处，分别位于前寺、普贤阁、鲜于院、百部院、千部院、白马院、承天院、中寺、中佛殿、文殊阁、古华阁、华严阁、西大悲院、大将院、药师院、瑞像堂、六祖院、极乐院、四绝堂、石像院、慧日院、吉安院、寿宁院、东观音堂、楞严院、超悟院……而这43处壁画所涉及的画家，多达50多人。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李永翘研究员对大慈寺艺术品收藏情况展开了研究，他在一篇论文中说：唐代时期为大慈寺绘过壁画的全国顶尖级绘画名家，其中有名有姓者就已达70多人。若是再加上作品佚名的或者是历史文献记载不全的，那么在数百年间为大慈寺画过壁画的全国顶尖级画家，起码达上百人之多。而在当时大慈寺的壁画内容中，除了有大量的佛、菩萨、天王、金刚、罗汉、祖师等佛教题材绘画外，还有历代帝王、后妃公主、文武百官、臣僚小吏等十分宝贵的历史人物写真，以及山水、人物、花鸟、宫室、水、火、龙、兽等各种绘画题材，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大慈寺除了拥有大量壁画外，唐宋时期，许多政治家、文学家还在大慈寺留下大量具有文物价值的书法、碑帖等。宋代欧阳修所著《集古录》中说：唐著名的政治家，曾担任过剑南节度使的李德裕曾撰写过《大慈资福院记》，并于长庆二年（822年）立石；唐代韦皋在担任剑南节度使时，重建了大慈寺，并留下《再修大慈寺普贤菩萨记》：“大慈寺普贤象，盖大照和尚、传教沙门体源之所造也。仪合天表，制侔神工；运开慈颜，月满毫相。”宋代大文豪苏轼与大慈寺胜相院的住持惟简（1012年～1095年）堪称生死莫逆之交。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苏轼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到成都拜谒了益州知州张方平后，又拜会了大慈寺的惟度和惟简。后来，他应邀写下《大圣慈寺大悲圆通阁记》，曾镶刻在大慈寺中。

　　从史料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大慈寺在历史上的确曾经扮演过绘画展览馆、艺术品荟萃地的角色。遗憾的是，在后来的战乱中，大慈寺遭受灭顶之灾，寺庙中那些精美的壁画等艺术品也毁于一旦。只有少部分壁画拓本流传，在巴山蜀水的不少石窟中获得“重生”，还有部分绘画作品，流失到海外，珍藏在一些博物馆、美术馆中。

　　佛教题材为主 山水花卉人物兼容

　　大慈寺的壁画及悬挂、收藏的绘画作品，自然以佛教题材为主。仅从黄休复的《益州名画录》中可知，在大慈寺绘制佛教作品的画家有：赵公祐、范琼、张腾、卢楞伽、辛澄、张南本、李洪度、左全、张玄、杨元真、赵温奇、赵德齐等十数人。

　　左全，是留在大慈寺里作品最多的四川画家。他在大慈寺中殿绘制维摩诘的故事、师子国王、菩萨的故事；在三学院门上绘制三乘渐次修行的故事、降魔的故事；在文殊阁东畔绘制水月观音、千手眼大悲的故事；在极乐院门绘制两金刚；在西廊下绘制金刚经验及金光明经的故事；在前寺南廊下行道绘制西天二十八祖，在北廊下行道绘制罗汉60余躯。此外，因尤善绘罗汉而被时人称为“张罗汉”的简州（今四川简阳）人张玄，在大慈寺灌顶院绘制了16尊罗汉像，一时传为佳话。

　　在大慈寺精思院北帝殿的墙壁上，居然出现过道教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的画像。绘制这些画像的，是出生于四川的本土画家陈若愚。

　　大慈寺的不少高僧、住持，都是学识渊博的文化人。他们有的擅长写诗，有的擅长书法，有的擅长绘画。正是他们的身体力行，使得大慈寺中，不仅绘制了大量的佛教题材壁画，同时也绘制、悬挂、收藏了许多山水、花卉、人物题材的作品，从而让大慈寺百花齐放，琳琅满目。

　　

　　黄休复《益州名画录》。

　　据黄休复《益州名画录》记载，在大慈寺绘制山水画的作者中有五代画家李昇及弟子杜措。作为成都人的李昇“年才弱冠，志攻山水，天纵生知，不从师学”。在得到唐时名士、善画山水的张藻一轴山水后，李昇多日临画揣摩，然后提笔，画出一幅蜀中山川图。经过多年创作实践，“创成一家之能，俱尽山水之妙。每含毫就素，必有新奇。”后来，受大慈寺住持悟达的邀请，李昇在大慈寺真堂内绘制出汉州三学山图、彭州至德山图，得到众人好评。作为李昇弟子的杜措，在大慈寺六祖院傍地藏菩萨处绘制竹石山水一幅；同时，还在三学院经堂上小壁上绘制了太子舍身喂饿虎画一幅。

　　大慈寺中还有若干花卉画。绘制这些作品的画家中有刁光胤、滕昌祐等人。刁光胤是从雍京（今陕西凤阳）来到四川的。他一生专攻湖石花竹、猫兔鸟雀，“居蜀三十余年，笔无暂暇，非病不休，非老不息，卒时八十以来。豪贵之家及好事者，收得其画，将为家宝，传视子孙”。他在大慈寺炽盛光院四堵墙壁上，绘制了四幅雀竹图。随唐僖宗入蜀的滕昌祐，本为吴（治今江苏苏州）人。他一生“不婚不仕，书画是好。情性高洁，不肯趋时”，常在住处种植“竹石杞菊，名草异花，以资画趣”。在大慈寺文殊阁、普贤阁、方丈院、多利心院、药师院等地，均留下了他绘制的图画，如虫鱼图、蝉蝶图、生菜图、折枝花图、折枝果子图、杂竹图等。

　　当年大慈寺里还绘制有许多帝王、将相、名士及普通人的画像。如在前蜀乾德年间（919年～924年），“攻画女郎，笔踪妍丽，及善写真”的成都画家阮知诲，在大慈寺三学院经楼下，绘制了一幅前蜀末代皇帝王衍的画像。而另一位成都画家张玟，“尤精写貌，及画妇人，铅华姿态，绰有馀妍”。他在后蜀明德元年（934年），在大慈寺三学院置真堂中，绘制了一幅已故剑南东川节度使董璋的画像。另外，出生于什邡的僧人楚安，“工画人物，尤精楼台，公侯相重，皆称妙手”。他在大慈寺三学院大厅后墙上，绘制了壁画《明皇幸华清宫避暑图》《吴王宴姑苏台图》。

　　佛教画、道教画、山水画、花卉画、人物画……令这座远近闻名的佛教圣地大放异彩。

　　开放包容 成就瑰丽艺术宝库

　　从大慈寺留下的艺术作品中，能够感受到成都这座城市开放包容、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气质。正是这种城市特质，成就了大慈寺这样一座瑰丽的艺术宝库。据考证，那些曾在大慈寺留下众多作品的艺术家，很多都不是土生土长的四川人，他们有的是为了躲避战乱而流寓蜀地，有的是仰慕成都的文化味道而迁徙到成都定居。《益州名画录》中就记有这样一些人——

　　赵公祐，“长安人也，宝历中寓居蜀城。攻画人物，尤善佛像、天王、神鬼”“天资神用，笔夺化权，应变无涯，罔象莫测，名高当代，时无等伦”。赵公祐在成都期间，为许多寺庙绘制了大量壁画。然而，因唐武宗会昌年间（841年～846年）灭佛，几乎全都被清除毁坏了，“唯存大圣慈寺文殊阁下《天王》三堵、阁里内《东方天王》一堵、药师院师堂内《四天王》并《十二神》，前寺石经院《天王部属》，并公祐笔”，直到北宋建立仍存在于大慈寺中，“数仞之墙，用笔最尚，风神骨气，唯公祐得之，六法全矣”。

　　范琼，“不知何许人也。开成年与陈皓、彭坚同时同艺，寓居蜀城。三人善画人物、佛像、天王、罗汉、鬼神。三人同手于诸寺图画佛像甚多”。会昌年间灭佛后，也只剩大圣慈寺佛像得以保存，其中包括南廊下《药叉大将》和《修吉》《龙王》《鬼子母》《天女》五堵，称作《十七护神》；北廊下石经院门《两金刚》《东西二方天王》；中寺大悲院门上《阿弥陀佛》及《四菩萨》；院门两边《观音像》《药师像》，石经板上《七佛》《四仙人》《大悲变相》，大将堂两畔《南北二方天王》；文殊阁下《北方天王》及《天王变相》。作者评价这些作品：“甚著奇工，精妙之极也……笔踪俨然，后之妙手，终莫能继。”

　　张腾，“太和末年，偶止蜀川，于诸寺壁图画亦多”。会昌年，除毁皆尽。直到大中初年（847年），佛寺再兴，他又开始为圣寿寺等绘制壁画。作者记录：“大圣慈寺文殊阁下画报身如来一堵并腾之笔见存”。

　　卢楞伽，著名画家吴道子的高徒，随同唐玄宗李隆基“自汴入蜀”。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来到大圣慈寺作画，历时两年“于殿东西廊下画行道高僧数堵”，并由著名书法家颜真卿题款，“时称二绝”。130多年后，王建在成都建立前蜀国，在大慈寺东廊建立三学院，亦十分珍爱其画，“不敢损之”，命工匠们将画移存至别处，“移一堵于院门南，移一堵于门北，一堵于观音堂后”。这些画历经250余年后，作者感叹道：“至今宛如初矣”。

　　

　　大慈寺壁画（新绘）。

　　辛澄，唐德宗时人，善画佛像。建中元年（780年），大慈寺南畔创立僧伽和尚堂，受邀前来作画。据说，辛澄绘制的菩萨画像还没完工时，“蜀城士女瞻仰仪容者侧足，将香灯供养者如驱”。

　　张南本，唐僖宗中和元年（881年），“寓止蜀城，攻画佛像人物、龙王神鬼”。在大慈寺华严阁下东畔留下了《大圣慈寺大悲菩萨》《竹溪院六祖》《八明王》《孔雀王变相》等作品。

　　赵忠义，随父从长安来到蜀中定居，潜心研习绘画技艺，后应邀在大慈寺正门北墙上绘制有《西域记》，在石经院后殿绘制有《天王故事》，在中寺六祖院旁绘制有《药师故事》……

　　许许多多的艺术家从中原腹地踏上漫漫征程，攀上崎岖蜀道，不辞辛苦，千里迢迢，走进成都，走进大慈寺，把他们酝酿于胸的艺术构思，在大慈寺的空间里，喷涌而出，跃然壁上，让这座佛教圣地，幻化为一处艺术殿堂、一道艺术奇观！

　　（文/贾登荣 图/记者 张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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