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政协诗篇

　　

　　

　　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代表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巨赞法师（前排左二）作为唯一僧人代表出席盛会。十月一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1949年，是中国历史发生重大嬗替的一年，这一年中国共产党人联手各界，在政治上，进行有史以来罕见的北上大行动，以海纳百川、云吞四海的胸襟，将泰斗耆宿、大家巨擘、勋臣栋梁、雄杰楷模，全部聚集北平，共商国是。

　　从观海游园到赏戏开会，从盛世大会到开国盛典，诗歌构成了直抒心底的记忆。军中大帅的《开国小言》、佛家高僧的《志礼诗》及诗人浪漫的情怀，书写了大歌永记的政协诗篇。

　　归队五星旗下，高声义勇军歌

　　1949年3月25日上午10时半，黄炎培到达北平。

　　3月26日，毛泽东选定黄炎培，作为他在香山双清别墅接待的第一位客人。

　　在双清别墅，毛泽东与黄炎培深谈良久。毛泽东的谈话，涉及重大的建国方略，他向黄炎培吐露了若干重要的大政方针，包括他所设想的国家前景，也谈到了黄炎培所领导的民建及黄炎培本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等等。

　　在筹备新政协会议这段时间里，黄炎培除了做大量的建言、邀请、协助工作，还抽空游览了北平城的美景，并于4月1日写下《北海公园二绝句》。此绝句，当为民主人士在北平和平解放后，为北平写下的第一首诗篇。

　　4月5日，黄炎培写下《北海公园三绝句》。13日，黄炎培写了《中山公园五绝句》。5月8日，又写了《园游五绝句送俞寰澄、梁叔五南归》。22日，为了答谢诗人柳亚子的诗赠《颐和园》，写了《赠儿当当诗》。6月5日，与柳亚子夫妇、盛丕华、葛克信等人游颐和园后，再作诗二首。7日游谐趣园后，又和柳亚子诗一首。8月5日，全家游颐和园后，于晚上再次抒怀，写下《昆明湖写实二绝》。8日，这一天是立秋，黄炎培登上北京饭店六层，正是登高望远，心之大悦中，欣然写下：

　　北平将为人民首都登高望远成三绝句

　　撑云殿阍掩林丘，扑地琉璃露瓦沟；

　　错认奇松当小草，怜君身在最高头。

　　八处西山付等闲，却看东北万千山；

　　一从辽僭南都号，今向人民拱手还。

　　宫墙百曲乱城墙，以海名湖媚帝王；

　　剩向玉泉分一勺，家家流水卧垂杨。

　　8月13日，黄炎培为纪念八一三，写下《一床秋意》：

　　北京张涂中将军宅，八一三晚会归，雨窗晓枕，成长短句，未求格调也。夏枝巢叟读而尝之，承叟之命，即以一床秋意为名。

　　雨声滴断虫声细，苦分明，邻钟记记。醒还未？曾无人会。一床秋意。酒肠恙起愁质沸，猛回头，半淞血洗。凭谁理？眼前民物，大时代里。

　　

　　9月17日，黄炎培在怀仁堂看程砚秋出演的《红拂传》。很是兴奋，难眠入睡，便于第二天晨，得诗如下：

　　何必吾庐爱始深。城阙尺土亦园林；

　　好遮夏日迎冬日，看护枯柯展绿阴。

　　苦念千村尽食艰，先生准备享酸寒；

　　精调适口金花莱，粗制窝头玉米团。

　　10月1日，在天安门，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亲临现场的黄炎培，再次受到现场的激情感染，由此，他将北上、受邀双清别墅、游园、参会，见证新中国诞生等一系列大事，铺排开来，在天安门城楼上，当即吟咏出一首伟大的诗篇。阅兵、游行、焰火晚会，人民政协的所有高潮全部聚于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城楼见证了这一伟大的高光时刻。于是，走下城楼的黄炎培，又是一夜兴奋无眠，展纸泼墨，将在天安门城楼上吟咏的诗篇，记录下来，题目就是《天安门歌》：

　　归队五星旗下，高声义勇军歌。

　　新的国名定了“中华人民共和”。

　　大野秧歌四起，红颜白叟黄童。

　　“中华人民领袖，出一个毛泽东”。

　　主义推翻帝国，友邦首重苏联。

　　今年“一九四九”，中华采用公元。

　　辽金元明清帝，帝京此地千年。

　　是人民的首都，今朝还我河山。

　　是自己的政府，是人民的武装。

　　画旗夜灯一色，天安门外“红场”。

　　“红场”三十万众，赤旗象征赤心。

　　赤心保卫祖国，赤心爱护人民。

　　“国民”改为“人民”，中间用意深深。

　　“民”众站立起来，堂堂地做个“人”。

　　为了革命牺牲，是“人民英雄们”。

　　英雄“永垂不朽”，立碑中华之门。

　　礼炮五十四发，单位恰符“政协”。

　　震起中华国魂，民主和平统一。

　　举头红五星，共庆山河改

　　开国启航，这是一个伟大的日子。对于近百年来备受外侮与内乱之苦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个永远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旧制度永远地画上了句号，一个自由、平等、独立的新中国如一轮红日喷薄升起于悠久古老的华夏大地。对于一个投身革命即为家，南北征战20多年，矢志用自己的热血使中华大地人间遍种自由花的革命老战士陈毅来说，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分享着开国盛典中亿万人民的尽情狂欢，心情异常激动。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历经革命的众多思绪涌入心胸，于是，用浓浓的川音吟出《开国小言》：

　　天安门上望，城下人如海。

　　举头红五星，共庆山河改。

　　天安门上望，京阙焕新采。

　　亿众大革命，流血三十载。

　　天安门上望，红旗翻作海。

　　万岁涌潮来，军民真主宰。

　　元首耀北辰，元戎雄泰岱。

　　群英共检阅，盛业开万代。

　　人民庆开国，宇内浸狂欢。

　　幽燕秋花发，从此岁不寒。

　　一九四九年，国际庆伟观。

　　东方红日起，光焰照人寰。

　　革命久从戎，胜利不自期。

　　盛典今眼见，此生信不虚。

　　奇景要大作，开国待雅言。

　　拙句何足数，避席让群贤。

　　1949年3月25日，郭沫若与同在北平的民主人士到北平西苑机场，迎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进抵北平，并与之同阅兵、合影留念。29日，郭沫若便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5月25日胜利归来时，北平有10多万人，在天安门前举行盛大欢迎大会，并在天安门前聆听他的讲演。

　　6月15日晚8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开幕式上，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此情此景感染下，郭沫若这位浪漫主义诗人，便以诗一般的语言，倾诉出燃烧在胸中的激情：

　　我不能不以满怀的热诚，庆贺这新生太阳出土。我更不能不以满怀的热诚，庆贺这新生的太阳永远上升，永远不会下降。

　　7月1日，北平各界齐聚先农坛体育场，举行“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庆祝大会”。这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当日清晨，郭沫若拜读此文，并以激越的心情写成“颂辞”诗一首，作为对“七一”的献礼。晚上，在大会上，他高亢朗读道：

　　看呵，这一道划破太空的长虹，听呵，这像大海里的波涛一样万雷荡动。……亲爱的战友们，让我们紧紧地靠拢！举起我们的铁锤、镰刀、枪和笔一齐向前冲锋！

　　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郭沫若作为主席团主席向大会致开幕词。翌日，郭沫若作了题为《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长篇报告。此时，诗人的情感，又一次蓄积。9月21日晚7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主席团执行主席共五人，郭沫若是其中之一。会议开幕的前一日，即9月20日，郭沫若将蓄积的激情，用写于8月间的《新华颂》作为“赞词”献给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

　　《新华颂》是郭沫若为新中国国歌拟出的歌词，因在有关“国歌”议项的研讨中，采纳了徐悲鸿等代表的建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歌”不再征用新词。也正是于此，郭沫若倾全力写作《新华颂》，使之成为第一篇讴歌新中国的优秀乐章。《新华颂》的内容博大精深，节奏铿锵和谐，歌之读之，韵味无穷。《新华颂》充满了对新生活的热爱，对党和领袖的赞颂，更有对新中国光辉明天的美好希冀和期望。

　　1949年10月1日，人们在欢庆开国大典的同时，也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了郭沫若的这首开国之开篇大作：

　　人民中国，屹立亚东。光芒万道，辐射寰空。艰难缔造庆成功，五星红旗遍地红。生者众，物产丰，工农长作主人翁。使我光荣祖国，稳步走向大同……

　　开国大典这一天，一架架银色的、绿色的、灰色的飞机，三架一组地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诗人马凡陀激情满怀地唱道：

　　在共和国的元旦，我跟随我们自己的空军，坐着自己的飞机，飞临北京上空！我心跳，我兴奋，我欢呼！我看见了新生的田地、村庄，我看见了祖国的锦绣山河！这是我们美丽无比的都城：一片金黄的宫殿，蓝的海，绿的树，白的塔……一座巨大的花园！红色的战斗机群，三架接着三架，打天安门前飞过，打毛主席的手臂下飞过，数不清的红旗飘动，数不清的手臂挥舞。…… 我跟随自己的空军，坐着我们自己的飞机，飞临北京上空！我心跳，我兴奋，我欢呼！这是人民的第一支空军，它就将依照毛主席的话，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国防军，消灭反动派，消灭侵略者！保卫我们的领空！保卫我们的共和国！

　　马凡陀，就是诗人袁水拍，本名袁光楣。在他开笔写抒情诗的时候，他取“水拍”做笔名，写讽刺诗时，他又取“马凡陀”做笔名，借用了苏州话“麻烦多”的谐音。

　　

　　保卫和平真佛意，环球从此可休兵

　　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登上天安门城楼，见证新中国诞生的人群中，有一位穿僧衣的代表。他也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唯一一个穿僧衣的，被誉为精研三藏、博通二乘、才高识远、文通六国的著名爱国法师——巨赞。

　　巨赞，俗姓潘，名楚桐，字琴朴，1908年出生在江苏省江阴县。巨赞幼读私塾，16岁就读江阴师范学校，1927年毕业后入上海大夏大学。后退学返回江阴，担任当地小学校长。1930年，他因领导中小学教师罢课游行，遭到治安机关的通缉，逃亡到杭州，匿居在西湖的灵隐寺。当时，我国佛教界著名领袖太虚大师刚从欧美各国宣讲佛学归来，也住在灵隐寺。潘楚桐便向太虚大师请求出家。太虚了解他的学识人品，嘱他撰文叙明出家的原因和志向。他当即模仿《庄子》，用骈文写出千字文《出家志愿书》。此文得到太虚大师的极高赞赏，随即将他留下，并与灵隐寺方丈却非法师商定为潘楚桐披剃授法，法名传戒，字定慧，后改巨赞。

　　1933年，巨赞应重庆北碚的“汉藏教理院”之聘，到该院任教。时间不长，他辞职离川赴南京，进入南京的内学院，深研佛学。1937年，内学院西迁四川。巨赞离开内学院，辗转经由厦门、香港，到了广东，后到湖南衡阳的南岳。到湖南后，他一面在沩山佛学院等讲学，一面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中。1938年，巨赞应湖南南岳华严研究社邀请，前往该社讲学。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大片国土沦丧，巨赞在研究社讲堂上激愤地说：“佛本慈悲，但当今妖孽横行，日寇逆天行道残害生灵。佛亦要作狮子吼，降魔灭邪，以正天理！”当时，田汉、冯乃超、杜宣等人也在南岳，同巨赞相会于南岳上封寺。经田汉等人介绍，叶剑英在南岳会见了巨赞，叶剑英对爱国僧人参加抗日表示欢迎。于是，巨赞积极奔走呼吁，向全国佛道界发出倡议，动员南北佛道教徒立即行动起来，走出寺观，投身战斗，为抗日作出贡献。

　　1939年4月，在南岳祝融峰顶的上封寺，巨赞在与几个朋友商量后，决定组织“佛教青年救亡团”参加抗日，与他交往很深的田汉以及鹿地亘、冯乃超、马彦祥、杜堂等到了南岳后，非常赞成此举并大力支持，竭力促成此事。当时在西面游击干部训练班任政治部主任的陈石经军长对此事亲自给予指导。1939年5月7日，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立。时任游击干部训练班副教育长叶剑英亲自到会，发表《普度众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的演讲。1939年，周恩来到达南岳看了巨赞的《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告各地救亡团体同志书》后，挥毫写下“上马杀贼、下马学佛”8个大字题赠巨赞，赞扬他及广大佛教徒团结抗日的爱国热情。

　　

　　周恩来的题词极大地鼓舞了巨赞。1946年初，巨赞回到了杭州灵隐寺，一面广览武林方志掌故，考证史实，撰写出版《灵隐小志》，一面与各寺名僧合议筹办佛学院校，与若瓢、会觉等共同创办“武林佛学院”。

　　1948年底，武林佛学院因经费问题停办后，巨赞离杭，往返于港、澳、台、浙，积极配合迎接全国解放。在香港，他会见了李济深、郭沫若、沈钧儒、章伯钧、夏衍、廖沫沙等朋友，大家认为全国不久即将解放，佛教现状势必打破。巨赞认同这些观点，同时感到他在《新佛教概论》中的一些改革设想有调整充实的必要。于是他在台湾考察佛教，参访众多寺庙后，写下了《台湾行脚记》（载上海《觉有情》月刊）。回到杭州后，立即草拟改革全国佛教教务计划。巨赞从香港回上海时，受李济深的委托，将一封绝密信件送交给被国民党软禁在上海的陈铭枢，此信原件现存国家博物馆。

　　淮海战役一结束，巨赞再次离杭赴港，陈劭先和李济深夫人吕集义等向巨赞转达了中共潘汉年同志要他草拟新中国佛教改革草案的精神。他欣然承命，将已拟就的改革草案修改后由潘汉年派员送往中共中央所在地。

　　在全国解放的前夕，佛教界动荡不安，巨赞坚持北上。当时许多人对此很不理解。巨赞坦言要“为佛教在新社会中，争取一个合理的立场与正当的工作岗位而到北京”。他在与法舫、印顺、道安三位法师的信中更是说道：“两千年佛教之生死存亡在此一举，忍置身事外任其生灭乎？”

　　正是怀着这样的赤诚之心，1949年4月3日，巨赞随李济深夫人北上，4月13日抵达北平。经一个多月的考察调研，会同周叔迦居士等人，以北京市佛教界同仁名义上书毛泽东主席及各民主党派，欢呼民主革命取得伟大胜利，陈述佛教改革的必要，并提出了改革主张。

　　巨赞的建议，得到李维汉、林伯渠、胡乔木、张友渔等同志的重视和嘉许。他们关切地向巨赞询问佛教界的各种情况；有关部门多次就佛教教务问题开会讨论，提出了中肯的指导意见。

　　1949年9月21日，巨赞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应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10月1日，他与众代表同行，登上天安门城楼，面对广场上欢呼的人民，巨赞感慨万千，即赋《共和国开国观礼志喜诗》：

　　殷殷雷震动欢声，民主新都定北京。

　　铁骑千群惊丑虏，红旗万幅壮干城。

　　富强独立除前耻，统一无私载首盟。

　　保卫和平真佛意，环球从此可休兵。

　　新中国成立后，巨赞法师定居北京。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担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学院副院长等职务。

　　（本文作者朱彦为西北政法大学教授、民盟盟员，闫树军为北京古都学会影像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人民政协报》 （2023年05月25日 第 09 版）

原文链接：https://www.hljzx.gov.cn/index/wstd/202306133019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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