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进常委会工作报告的临时发言

　　

　　

　　本文作者汪东林自一九六二年调入全国政协机关工作，长期担任小组秘书工作。一九八二年参与人民政协报创刊筹备具体工作。图片是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同志（前排左一）在一九八六年秋天一次会议后，向汪东林（时任人民政协报编委、新闻部主任）面授关于进一步办好人民政协报的四点指示。

　　1978年3月，全国政协五届第一次会议闭幕，停顿十余年之久的人民政协工作开始全面恢复。

　　文化组（即今之专委会）是五届全国政协开展经常性活动的13个工作组之一，组长是周扬，副组长是张香山、魏传统、陈翰伯、姜椿芳、林默涵，拥有文化、艺术、新闻、社科等方面知名人士。我从学委会办公室临时借调过去当小组秘书，参加记录工作，小组秘书组长是张永年同志。

　　自1978年4月至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政协文化组敢于触动一些当时十分敏感的话题，其中，呼吁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是最突出的一桩大事。

　　余焕春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文化组的漫谈会一开始出席率就高，发言踊跃，全组成员70余人，每次到会都在50人以上。

　　1978年6月8日，文化组在政协礼堂东厅召开例会，原定内容是由周扬向委员们传达结束不久的第五届全国文联大会的盛况。传达结束后，第一个举手发言的是人民日报社记者余焕春。他的表情严肃而又沉重，从皮包里取出一叠材料边讲边念：（以下是笔者的记录）

　　我是人民日报社的记者，人民日报受“四人帮”的控制、指挥，在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人民日报的同志在一年多之前即1976年12月就写出题为《“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的阴谋活动》的清查材料，报送中央。时至今日，尽管中央已采取了若干重要措施，如所谓事件的“总后台”邓小平同志已出来主持工作了，许多无辜被捕的同志已经得到释放和平反等等，但整个事件本身并没有平反，真相并没有完全大白于天下，这个事件究竟是什么性质，也没有一个公开的明确的说法。这是为什么？人民日报的同志同全国人民一样，十分关注这桩大事的拨乱反正，他们要我到政协会上来呼吁呼吁，我就来了，我本人也有此强烈的愿望。由于我是政协委员，政协是广开言路的地方，又是内部的会议，我认为敞开说说是无妨的，有积极意义的。

　　余焕春的发言，组长们事先不知道，他们来不及讲几句表态的话，会场就响起一阵赞同的掌声。

　　掌声一停，余焕春又开讲了，因为这是当时许多人都关心的大事，而会场又在政协礼堂常有别的委员和工作人员穿行的东大厅，因此会场的人数不断增加，竟然多达七八十人，不少人是站着听的。

　　余焕春说：（以下根据记录还原）

　　1976年天安门事件自然要从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病逝谈起。

　　1月9日早晨，周总理病逝的噩耗在电台广播后，全国人民立刻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当天，姚文元即指示，《人民日报》对总理逝世除发通稿外，没有其他报道任务；各国唁电“不能占版面太多”“标题要小”不要提倡“戴黑纱，送花圈，设灵堂”，报上不要出现“敬爱的周总理”的字样，等等。

　　11日，姚文元下令改变《人民日报》原来以整版篇幅发唁电的安排，硬压缩为半个版，另半个版用来刊登《文化大革命端正了北大科研方向》的报道。姚文元为此电话指示（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再次强调“不要突出总理”“不许刊登广场群众悼念的场面”“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牢牢掌握革命大方向，多登些抓革命促生产方面的东西”。

　　14日，是举行周总理追悼会的前一天，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已达到高潮，首都上百万群众去天安门广场寄托哀思，但这一天的《人民日报》从一版到三版竟没有出现一个周总理的名字，而在头版头条，则用通栏大标题发表了《大辩论带来大变化》的长篇通讯报道，文章一开头竟说：“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这弥天大谎自然激怒了正处在巨大悲愤之中的人民群众。

　　14日这一天，报社从早到晚接连不断地接到广大读者的抗议电话，责问《人民日报》为什么不报道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指出代表人民群众心情和愿望的绝不是什么清华大学的“教育革命”，而是人民群众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无限哀思。有的电话甚至痛斥《人民日报》倒行逆施，已经不是党报，不是人民的报纸了。但姚文元却得意地说：“这是一篇在关键时刻发表的典型文章”“只有这篇文章才能压得住”。鲁瑛等人还将广大读者来电话的记录整理内部情况报送姚文元，姚文元删去群众对报纸提意见的部分，集中保留对报纸声讨的词句，并冠以《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的标题作内参印发，并且上升到阶级斗争新动向的高度，实际上是为着手镇压群众制造舆论。

　　余焕春的发言，一开始就吸引着全体与会者。历来气氛比较自由活泼，插话甚多的政协文化组漫谈会，这一次变得非常肃穆。

　　余焕春继续发言说：

　　到了清明节前后，人民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活动再一次掀起高潮。从南京开始，迅速遍及全国。北京天安门广场再一次成了小白花和花圈的海洋，那一批批从早到晚不间断的悼念队伍，那一篇篇匕首般锋利的诗句和悼文，使“四人帮”如芒刺背，如坐针毡，王、张、江、姚一齐出动，策划制造了一个大阴谋——将天安门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打成反革命事件。

　　从1976年3月30日至4月26日，王、张、江、姚给鲁瑛打电话24次，多时一天3次。

　　接着，余焕春读了几页纸的人民日报电话记录，其中有很多是姚文元、张春桥等对当时《人民日报》版面的具体指示。

　　余焕春接着着重回忆了1976年4月8日人民日报社的情况：

　　4月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这篇题为《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的报道。尽管当时对天安门事件已经定了案，邓小平同志已经被罢了官，是一片“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但广大读者仍然不畏风险，他们不仅把这张《人民日报》撕碎寄回报社。而且有的在一版上写道：“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你们演的这场“国会纵火案”，实在不高明，从今改为：“法西斯机关报”；还在信封背面写着“请戈培尔编辑收”（正面写“北京人民日报总编辑收”——作者注）。

　　余焕春委员讲到这里，停顿了一会儿，才转换口气继续说：

　　我今天在这里向各位委员披露上述情况，是因为不论当时还是今天，许多同志都认识到天安门事件是革命事件而不是反革命事件。但“四人帮”把它定为反革命政治事件，他们究竟搞了多少阴谋诡计，许多同志并不十分清楚。我认为要揭露天安门事件的真相，有两个单位责无旁贷，一个是人民日报，一个是北京市公安局。市公安局的情况我不直接了解，但人民日报在“四人帮”被粉碎后是作了清查，并把核实了的真实情况向党中央反映了的。今天，如前所述，天安门事件事实上已经搞清楚，党中央也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善后措施，但对于这个事件总的政治性质，至今仍没有彻底平反！……我个人的看法和期望，是尽早彻底翻案、平反，把这一伟大的革命事件，按照它的本来面貌载入史册。看来，现在是时候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实事求是地再一次向党中央反映情况，多呼吁，多奔走，为促进尽快彻底解决这一大事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

　　我的话就到这里。

　　一阵热烈而持久的掌声，再一次对余焕春委员的发言作了肯定和赞同。

　　此时会议时间已超过，但委员们还抢着说话。科学家孙家昶颇为激动地说，近年来出差外地多次，无论到哪里总有人问起天安门事件怎么解决，问的答的都很动感情，可见这件事牵动着亿万人的心！我认为，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四五”运动可以同五四运动相提并论。如果我们不把这一事件搞清楚，就是对下一代不负责任。孙家昶委员提出建议，天安门广场的革命诗词，应由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而不是现在的由群众和各单位出版的“诗抄”。李初梨、杜任之等老同志都纷纷发言，虽然话讲得不长，但态度明朗，都对余焕春委员的意见深表赞同，认为政协应该为此事呼吁。平时发言不多的红学家吴世昌委员还建议，政协应成立一个“天安门冤案平反委员会”，把这个大事件彻底查清楚。

　　6月8日政协文化组漫谈会的结果是：责成办公室小组秘书组长张永年编写简报，将会议情况向中央反映，尤其是余焕春的发言，要详尽些，其他委员的若干意见、建议也不要遗漏。

　　第二天还有委员给办公室打电话，要求再开一次漫谈会，让大家继续议论议论。

　　政协感受到了压力

　　文化组漫谈会后不几天，一位副秘书长把我找去问：6月8日文化组的会是谁主持召开的，事先安排的是什么内容，是谁让余焕春发言的？我一听，就知道不好了。但是，政协反映会议情况的简报刚刚印好，一份还没有发出去，何以上头这么快就知道了这次会议的情况呢？不容多想，我便如实讲了事情的经过。

　　副秘书长指示：一、印好的简报一份不外发，立即送一份给他阅看；二、把6月8日这次会议的情况，尤其是余焕春的长篇发言怎么来的，照刚才讲的情况，实事求是地写一份详细报告。

　　我临走时问了一句：“这报告是政协领导要，还是别的地方要？”副秘书长沉思了一会才严肃地说：“我一听你说我们的简报还没有发出，心里放松了一半，何况据你所说，余焕春的发言内容组长们事先不知道，政协其他领导也事先不知道，那么我们的责任主要就在于讲明情况了。我也是上边来查问才知道的。除了文化组的组员们及政协的有关干部，有没有其他单位的同志参加，有没有新闻记者？”我回答：“这种内部的例会不通知新闻单位，除了政协工作组办公室的干部，还有中央统战部的两位干部来听会。这是惯例，他们是常来参加这种会听听情况的。”“喔！这就好了！”副秘书长脱口而出，笑着点点头，就不再往下说了。

　　我回到办公室，立即给中央统战部那天来听会的同志挂电话，该同志简单地说6月8日会后，当天他们一回部里就写了简报，送部领导和中央有关领导，听说现在上边有反响。

　　我刚放下电话，正端坐在办公桌前构思这份会议情况报告怎么下笔，电话铃又响了！没料到，是余焕春。他问：那天文化组的会是不是政协写简报反映过了，看一看简报，行不行？我回答：简报正在写，还没写完。余焕春颇感意外，说：“这就奇了，今天我的顶头上司已把我找去问情况并查看我在政协漫谈会上的发言稿了，他虽然说稿子内容没有什么，但他们的神色告诉我，可能因为我的发言被批评了，他只是简单对我说了一句话，‘不管谁找你查问这件事，你都如实报告。’”余焕春说：“话是我讲的，无论如何都由我负全部责任，与他人无关，更没有你们政协的事。我是政协委员，我要讲什么，自然是自己负责。”

　　我随后给领导送去一份简报。领导接过看了一眼就问，这简报有没有清样？回答有。领导又指示，情况报告写好后再附上简报清样，印好的简报先封存在办公室等候处置。

　　我很敬佩领导的细致，往上送未付印的清样和送印好的简报，是不一样的，一个干部处理事情的水平高低常常表现在这些细微处。这撰写情况报告的重任还压在身上，眼下已无心思多想。当天，我没有吃晚饭，和张永年同志一起又开了一个夜车，三易其稿，才在第二天清早一上班，把一篇不足1000字的情况报告和简报清样整理了出来。

　　谜底半年后揭开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这件事一直没有下文，领导也没有再来查问。

　　一个多月后，在一次例会上，周扬询问我这件事的具体情况，我如实报告。周扬听罢说，政协就是广开言路的场所，一个政协委员，就有权利在会上说话，对与不对，都可以向上反映。领导者的责任是择善而从之，用不着对不顺耳的话大惊小怪的。周扬的态度，是很明显的。周扬的话也表明，他不是一般的耳闻，很可能也有人查到他那里去了。

　　两个多月后，我才得知，是中央统战部乌兰夫部长派人到政协询问6月8日文化组会议的事的，而乌部长是奉上头的指令。乌兰夫当时是政协副主席兼中央统战部部长，谁给他下指令的，我们这些小组秘书是不敢打听的。

　　谜底终于在事发半年后，即1979年1月的中央理论务虚会上，在中央四大新闻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联合发言中被揭开。

　　原来，当时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在1978年6月中旬看到中央统战部的简报后，立即把这四大单位的负责同志找去，就当时新闻宣传工作讲了一番，随后把话锋一转：6月8日的政协会上，人民日报的余焕春对天安门事件说了一大段话，认为这个案没有翻过来，一定要翻过来，彻底平反。天安门事件的事，这一年多许多问题已经解决了，你还要翻，翻谁呀？这个余焕春还说什么，天安门事件这个案不平反，人民心不平；甚至说，翻案会使毛主席的旗帜更加鲜艳。你一个共产党员，党报的记者，能这样说话吗？况且是在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上，你的党性哪儿去了？

　　这，就是1978年6月中旬发生的，追查政协文化组会议事件的来龙去脉。

　　1978年12月，天安门事件终于由中共中央决定彻底平反。在1979年6月召开的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大会审议通过的《常委会工作报告》，则把文化组这次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呼吁的小组会作为一项政协工作的成绩列入其中。

　　应当说，这个风波，不过是当时“两个凡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间尖锐对立和斗争的一个注解。

　　（本文作者汪东林自1962年至2004年在全国政协机关连续工作40余年，曾任人民政协报副总编辑、高级记者，是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原文链接：https://www.hljzx.gov.cn/index/wstd/20230707313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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