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进取精神的文明根源——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

　　（李勇刚）生物体生命的延续，离不开新陈代谢。作为世界上唯一没有断流、延续5000多年之久的文明生命体，中华文明亦有其独到的“新陈代谢”机制，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突出的创新性”。这种创新性植根于中华文明的应变之道。相比一些文明所关注的永恒不变的彼岸世界或理念世界，中华文明更看重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被誉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强调“生生之谓易”，主张“唯变所适”，不断积极地应对变化。最大的变化在于新与旧的交替，《周易》用“革”卦和“鼎”卦来说明如何应对：“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革”是要去除不合理的旧要素，“鼎”是要拥抱新生事物，这就是所谓“革故鼎新”。作为《周易》首卦的乾卦贯穿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元气，《尚书》则记录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警句，为中华文明的创新性蓄积了不竭的精神动力。在器物层面，除了“四大发明”，中华文明还为世界贡献了200多种伟大的发明，以至于有西方学者认为“‘现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种种基本发明和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源于中国”；在制度层面，郡县制、行省制、文官制、科举制、监察制度等对许多国家和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思想文化层面，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和乾嘉汉学等在世界文化大观园中熠熠生辉。

　　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表面上看，作为中华文明代表性人物的孔子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类的话，给人留下守旧、复古的印象。回到《论语》语境，这更多是孔子的自谦之词。事实上，孔子晚年删诗、正礼、订乐、撰易、叙书、作春秋的举动，恰恰体现了儒家在礼坏乐崩的社会现实面前寻求文明拯救之路的进取精神。在尊重古代典籍的同时，蕴含着根本性的“作”即创新的努力。儒家尊崇“三代之治”，也并非主张在物理时间的意义上倒退到古代，而是要守住“三代之治”这个“理想类型”中所彰显的一以贯之的文明正道。根据《中庸》所记，孔子明确表示“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会导致“灾及其身”的后果。在新旧关系上，“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中华文明秉持的总体态度——周从后稷开始立国，到周文王时已持续了1000多年，可谓“旧邦”；周文王带领周人一方面继承祖先传统，一方面革故鼎新、不断进取，让周这个古老的邦国获得了“新命”，最终推翻了殷商。正是基于“守正”与“尊古”的辩证统一，连续性才不意味着守旧、复古，创新性才能够做到有本有源。

　　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中华文明积累的古老智慧。比如，面对史无前例的大洪水，鲧沿用“堵”的老办法而遭遇失败，其子大禹转而运用“变堵为疏”的新办法，最终带领各个部族战胜大洪水。比如，面对战国时代列国纷争的局面，商鞅强调“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不顾旧贵族的激烈反对而在秦国推行变法，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坚实基础。又比如，面对守旧势力以久旱不雨为借口攻击变法招来“天变”，王安石针锋相对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不动摇其推行新法的决心，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新兴工商业文明的强势挑战，中国陷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发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号召，成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洋务运动从器物层面学习西方的军事和工业技术；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试图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辛亥革命推翻帝制、试图建立共和；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倡导民主和科学，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孕育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古老的中国带来新的希望。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在此过程中，“守正”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尊古”就是要以自豪和礼敬的态度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守旧”“不复古”意味着不能开历史的倒车，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面对思想解放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情况，更加需要高扬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必将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过程中再次大放异彩。

　　（作者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中国传统文化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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