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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守靖与恒源纺织厂

发布时间:2024-05-16 来源: 天津市政协 作者:佚名

  边守靖与恒源纺织厂刘炎臣边守靖(1885-1956年),字洁清,天津静海人,清末秀才。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政速成科。1910年回国,入同盟会,参与反清和反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支持天津学生五四爱国运动。经营曹氏家族所建天津恒源纺织厂,曾两次抵制日商吞并。建国后,曾任天津市工商联常委、天津市人民代表、天津市人民政府委员及全国政协委员。

  一、支持学生爱国运动

  辛亥革命后,边守靖任直隶临时省议会议长。当时正是北洋军阀、官僚曹氏兄弟炙手可热的时候,曹锟是直隶督军,其四弟曹锐是直隶省长,难兄难弟,一武一文,把持全省军政大权。边作为直隶省民意机构的代表人物,为便于行事,他不能不惟曹氏兄弟马首是瞻。因此边不惜倾注全力,为曹氏集团奔走运筹,人称"直系智囊"。

  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在天津展开后,边守靖没有站在曹、杨的立场上,压制学生和各界群众的游行示威,而是以具体行动支持了学生联合会。当时天津的爱国学生们,为向各界通电呼吁和揭发北洋军阀的倒行逆施,常需要拍发电报,边便把直隶省议会使用的电报记账本,交给学生联合会使用,把账记在直隶省议会上。这种"用河水洗船"的办法,受到了学生的欢迎,但却引起了杨以德的不满。他曾对边发牢骚说:"有人在没着落的时候,找到我这儿来,我让他当科长,现在他有点势力了,又要学生了。"弦外之音,是指边守靖"忘恩负义"。

  二、赌华新之兄创恒源

  边守靖原是一位政治活动家,当他同曹锐创办天津恒源纺织厂后,又兼而成为了一个中国近代工业的实业家。恒源在他的呵护管理下,两御日商的吞并,直到解放。由官商合办,改为私办;由公私合营,改为国营。

  早在1916到1918年,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周学熙筹建天津华织厂时,曹锐、边守靖等曾到周家拜寿,酒席宴前,周谈及开办织厂大利可图时,曹闻之而动心,拟加入一部分股本,但为周婉言谢绝。曹乃暗自呕气,坚决要自办一个织厂,以与华新织厂对抗。如前所述,当时曹锐是直隶省长,其兄曹锟是直隶督军,盟弟边守靖是直隶省议会议长,集军事、政治、民意之大权于一体,在办事上当然可以收到如臂使指、随心所欲的效果。当时天津有一个官办的直隶模范织厂,厂长是王竹铭,还有一个恒源帆布公司,是恒记德军衣庄股东章瑞廷开办的。这两家工厂相距很近,一家是专纺织,一家是专织布。经过曹、王、章三方商谈,织厂和布厂联合在一起,仍以恒源为名,改为官商合办。初合办时,直隶模范织厂改称恒源北厂,恒源帆布公司改称恒源南厂,后为便于生产和管理,乃合而为一。合并了的恒源于1917年开始筹办,1920年4月投产。股东有曹锟、曹锐、鲍贵卿、张作霖、田中玉、冯叔安、王鹿泉、宋文轩、边守靖等。资本号称400万元,实际收进了346万元,其中曹氏兄弟及其家族就占83万元,边守靖2万元(是曹锐送给他的)。

  华新纱厂的厂址,靠近王串场金钟河,不但利于船运,而且工业用水也方便。为了与华新抗衡,曹锐便仗势垫死金钟河,使华新断绝工业用水。华新不得已,便在厂内挖掘了48口井,开了天津工厂打洋井使用地下水的先河。

  三、恒源两次抵日吞并

  恒源投产最初两年,生产比较顺利,后因棉贵纱贱,日纱又进入我国倾销;加上南方纺织品运销北方,致使恒源生产不力,成本增高,产品滞销。至1926年,官股完全撤出,改为私股。进入30年代后,恒源负债累累,不得不停产。日商见此情形,企图收买。边守靖为维护恒源,阻止日本人的鲸吞,便商请与金城、中南、盐业等银行联系贷款,改为合作形式,对以前所欠260万元,暂时停止付息,再新借人120万元,由新建的诚孚公司管理,但产权仍归恒源纺织厂所有。因是,才使其摆脱了困境。

  恒源委托诚孚公司管理后,便推举金城银行的杨固之、盐业银行的陈亦侯、中南银行的张金威为董事会董事。为加强设备力量和技术管理,除由日本买进丰田机器外,又邀上海纺织专家曾伯康来津任厂长,董权甫和李振武分任副经理,并责董负责工务、李负责业务。经过这次经济力量的充实,人事的调整,机器设备的改进,产品质量有所提高。同时,从曾伯康任厂长后,他由上海选来一批女工,又在天津地区招收了一批女工。这样一来,恒源纺织厂开了天津纺织业雇用女工的先河。

  "七七"事变后,天津沦于日军之手,日商为了把持天津的纺织业,又开始打起收买恒源的主意。时恒源虽在诚孚公司的代管下,但产权仍归恒源所有。边守靖便以此为由,再一次拒绝了日人收买恒源的要求。

  在8年抗战中,边守靖处于沦陷区的天津,日伪组织为了利用他的声望,虽曾多方对他进行拉拢,但边始终未为所诱。相反,为维护恒源纺织厂不被日商吞并,他千方百计予以抵制,因此恒源遭受到日伪的报复,在所谓"治安强化运动"中,硬逼恒源拆毁40%的机器设备,当做废铜烂铁"献纳"给日军。这样做后,还不解恨,又断绝了恒源的原棉供应,以扼杀之。而恒源却未被吓倒,派人深入各棉区自行收买棉桃,经过加工,充做原料,度过了难关。在北洋军阀官僚投资的纺织厂中,恒源是惟一未被日商吞并的一个。所以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恒源的职工们非常感谢边守靖。

  抗战胜利后,恒源纺织厂赖有一部分美棉救济,得以开工。但值国民党统治时期,纸币贬值,边守靖趁此机会偿还了诚孚公司的债款,使恒源在1946年2月又回到了自己手中。新接收回来的恒源由曹锐之孙曹郁文任经理,刘晓斋任副经理,边守靖担任董事长。1949年天津解放前夕,曹携带家私逃离天津至香港,转道去了台湾。在这种情况下,边守靖只担任董事长不兼任经理职务,一直到天津解放。

  天津解放后,边守靖经过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运动的洗礼,受到了教育,得到了改造,扩大了政治眼界,从一个资产阶级、私人工商业者,转变为拥护共产党、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工商业者。1954年公私合营时,恒源是最积极合营的私营企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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