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仁心图云关

　　上世纪四十年代，抗日战争胜利前，汤蠡舟（左三）和夫人许雅南（右二）与孩子们在贵州贵阳图云关山上的留影，照片背面写有：一群瘦人。

　　林可胜

　　周美玉

　　1939年3月初，随着抗战形势变化，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辗转迁至贵阳市东南郊图云关，并迅速发展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医疗救护的指挥中心和实战战场，一批留学美、英、德、日等国名牌医科大学的医护专家，放弃高薪待遇，不畏艰难困苦，在图云关吃粗粮、住草棚，救治伤员、扑灭疫病、培训军医，为支援抗战留下了一段仁心佳话。

　　“提灯天使”林可胜

　　林可胜出生于新加坡望族，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并获哲学、生理学和科学博士学位，是我国现代生理学主要奠基人、蜚声国际的生理学家。

　　抗战期间，医护人员奇缺。林可胜写信、发电报给朋友、同事和学生，有700多人为他爱国热诚所感动、景慕他的学养而来参加战场救护。林可胜曾在协和医院任教授，因此协和系统的故旧和学生响应最积极，各科系毕业的医护人员几乎全有人投到林可胜门下，成为战场救护的中坚力量。

　　抗战时期，中国500万军队，须配备1.5万至3万名军医，但实际合格军医不到千名。在这个背景下，林可胜首次将“流动救护队”的救护理念应用于中国战场，组建卫训所，进行战场救护人员培训，制订基本教育、辅助教育、深造教育三种模式，分为3个月短期培训和3年、6年的长期课程；成立护士学校，开办临床检验、X射线技术、环境卫生工程等班级；组织专家编写了一套规范科学、简明实用的教材；在陕西、福建、湖北、四川、湖南、滇缅等地建立6个分所。在他的苦心经营下，1940年至1942年救护总队达到全盛时期，大小医疗队发展到150个，医务人员及各种辅助工作人员达到3420人（包括训练总所），培训军医1.5万多人，他们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

　　为了解决药品、器械、资金不足等问题，争取华侨和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援，林可胜多次访美，为救护总队募集物资和资金。因他在欧美医学界享有的声望，美国医学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积极响应，进步新闻记者史沫特莱帮助他作了大量宣传工作。据统计，在林可胜任职的6年间，美国各界人士捐献给救护总队的款项总计约6600万美元，而当时国民政府一年向美国贷款不过1500万美元，这些捐款对救护总队的迅速发展壮大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中国战场采访的英国女记者弗雷特·厄特利对救护总队节俭却又高效的工作感到惊讶：“隶属某一部队医院的医疗队由外科医生、敷裹员和护士组成。一个完整的医疗队有20人，每月花费80英镑，一天能完成300个伤员包扎任务的护理队，每月开支仅50英镑。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红十字会工作经费是如何的节约。”在林可胜身边工作多年的周美玉曾回忆：“虽然战前战后林可胜替国家筹募到为数众多的捐款及药品器材，但他本人却两袖清风，以至于赴美前，夫妇两人旅费都成问题。没办法只好卖东西，连袜子都拿出来卖，那是别人送给他的新袜，其经济拮据可见一斑。”

　　除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各个战区以外，林可胜同时也派出医疗队赴延安、太行、太岳、江西、皖南等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伤病员及群众服务，极大地支持了抗战军医救护工作。

　　林可胜领导下的救护总队对共产党的支援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强烈不满，被指控为“亲共”，并要求他去重庆说明情况，蒋介石在与他的面谈中，先是赞赏了他的工作能力，又责问他“左倾颇甚，阴助延安”，而林可胜则回答“红十字会是国际组织”。此番作答引起蒋介石的恼恨，经商震与宋美龄的疏通和美国友人的支持，林可胜才未被调离救护总队。

　　从重庆回到贵阳，林可胜又被军统特务抓走，经说情才得以保释出来。后蒋介石派人进驻到救护总队，成立“政治部”，专做“整顿”和“清洗”工作，导致正常工作无法开展。1942年9月，林可胜无奈辞去救护总队总队长职务，当时大部分高级医务人员随之相继离去，总队长职务由胡兰生、汤蠡舟先后接任，维持到1945年抗战胜利，盛极一时的救护总队逐步衰落下去，至1946年5月底解散。

　　第三次长沙会战之后，美国《时代》周刊有一篇文章这样写道：“在中国对抗日本帝国的血腥战争中，有许多的医生和护士走向战场，在战壕里为受伤官兵裹伤。请记住两个伟大的名字，中国的林可胜先生和加拿大人诺尔曼·白求恩先生。”英国记者詹姆斯·贝兰特高度评价林可胜：“凡是参观过林博士医疗救援团队的人，都对这位领导者的见解和人品，留有美好的印象。他对中国军医的培训，他的战地服务团队的工作，将彪炳于中国救死扶伤史册”。海基会首任秘书长陈长文赞誉“林可胜可谓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提灯天使’。”

　　放射学泰斗荣独山

　　荣独山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任战时卫训所放射学室主任教官，中国放射学泰斗。

　　荣独山利用国际捐助的一批X光机，组建了X光队。由于X光机数量少、用途大，特别是外伤骨折伤员，经过X光透视和拍照片后，对治疗帮助很大，因而备受重视。救护总队自武汉开始迁往长沙、祁阳、贵阳图云关时，X光队部一直跟随着医务股。X光队的工作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在全国各地医疗队中的工作；一部分是在图云关的工作。在图云关期间，X光队工作任务较重，当时荣独山兼战时卫训所总所X光技术军级教官，既要领导X光队队部和总所光学组工作，又要负责其他业务指导工作，尽管他对大家要求非常严格，但大家对他却非常尊重，在他带领下，图云关的X光科成为了全国X光科的中心。

　　生活中的荣独山是一位极具亲和力的人。救护总队在图云关期间，许多医疗护理用具都是就地取材因陋就简制作而成，如医院的便盆，是利用废弃的五加仑煤油桶斜着剪开成差不多大小的三角形，磨去边缘金属毛刺，放在自制木架上制成。由于有些病人水肿体重加大，怕木架承受不了，因此，制作好后，得请体重两百多磅的荣独山先试坐，如果坐上去木架不垮，说明承受病人体重也没问题。于是，大家都诙谐地称荣独山是“义务坐便器检验员”。

　　荣独山是中国放射学奠基人，他在抗战时期编著的《X线诊断学》是中国第一部X线教材，被誉为放射学的圣经，直到今天还在使用；1953年，他参与研制的中国第一台X光机研发成功并投产；1958年，荣独山组织制定的矽肺X线诊断标准超过了国际水平，标准持续使用30年。

　　骨科学、创伤外科学奠基人屠开元

　　屠开元是德国柏林大学医学院博士，1937年回国投身抗战，先后担任救护总队指导员、战时卫训所矫形外科学组学科主任。是我国骨科学和创伤外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战争是残酷的，那时每天都有大批伤员被送到图云关，为抢救伤病员，医生们殚精竭力，不分昼夜，屠开元常常为多救一名伤员而“宵衣旰食，夙兴夜寐”，曾为治疗伤员七天七夜没有合眼，累到后来甚至站着都能睡着了。

　　由于当时条件简陋、艰苦，军人肢体一旦发生火器损伤或者开放性骨折，经常不得已而截肢，很多抗日将士因此成了肢体不全的残疾人。屠开元创立并形成一套系统的骨科伤病诊治方法，如首创骨折手法整复的原则及操作技术，骨折复位后用无衬垫石膏固定技术，既节约材料，又固定密贴、牢固可靠，打破了石膏固定后就需长期卧床的惯例，而且疗效也特别好，使截肢病例大大减少，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也为他赢得了“屠石膏”的称号。

　　后来屠开元对学生回忆说：“当年条件之差你们是不能想象的，所要的设备都得自己动手制作，以应付战时救伤需要。当时的石膏绷带是自己动手做的，飞机架、人字形石膏架等都要自己设计制作。一开始，我用石膏托，然后用纱布绷带固定，要往后方运送的时候，在伤票上要写明具体情况，若是在运送途中发生疼痛，则可拆除纱布绷带。我们医疗队也经常要后撤，经过我治疗过的伤员也有机会再见面，看到他们经过治疗后的情况良好，也增加了我的信心。”

　　屠开元救治了数不清的战士和平民，战场救治也让他积累了大量的创伤外科经验，为新中国创伤骨科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9年，屠开元组织建立了我国第一个骨库，被誉为新中国诞生后医学界里的第一项重要成果。1960年，他在极度简陋的条件下，成功开展了世界首例离断肢体再植的动物实验，为我国创建断肢再植术奠定了坚实基础。

　　给排水与环境科学开拓者过祖源

　　过祖源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工学硕士，任救护总队卫生工程指导员兼卫训所教授，负责战地卫生工程培训工作，解决军队营地供水、排污和灭菌工作。

　　在长期抗战中，战地防疫工作的重要一环就是改善军队卫生。当时住院的病兵多、伤兵少，病兵中的多见病是痢疾、腹泻、伤寒等肠胃传染病。这些传染病主要是细菌污染饮水、食物引起的；其次是虱子传染的斑疹伤寒。尤其是北方气候寒冷的地方，士兵个人卫生差，衣服不常洗，身上长虱子长疥疮，引起伤寒病传播。因防疫措施不够等因素对抗战军队战斗力造成了很大影响。

　　救护总队是战时最早开展环境卫生工作的单位。为了更好地培训战地急需的卫生工程人员，过祖源与刘永懋、倪世槐执笔为战时卫训所编写了我国第一部用于战地服务的《环境卫生学规程》。1938年冬季，救护总队撰写环境卫生防治策略，提出军部驻地环境卫生要抓好的四项重点工作：一是保护饮用水源卫生，加强水质处理，改良水井和抽水设备，重视饮水消毒；二是修建厕所，妥善处理利用粪便和污水；三是修建焚毁炉和垃圾堆放场，防止蚊蝇滋生；四是修建灭虱、淋浴、治疥站，防止传染病，加强卫生保健。他们先在一个连队试点，发动官兵献计献策，土法上马，尽可能在不花钱只出力的情况下得到改善。然后通过组织参观试点连队加以推广，模仿照办。以师为单位，进行检查评比，再由全军组织评比。制定出具体检查项目和标准，每项定出分数，以总分多少区别高低优劣。这项工作涉及各部队荣誉，因此都愿意积极开展，成效非常明显，使部队患病率大大下降。

　　抗战期间冯玉祥将军曾到贵阳救护总队视察，过祖源等根据红十字会派驻在野战区的医疗、护理、防疫、环卫等队送回的工作报告，向冯玉祥作了汇报。在谈到虱子与斑疹伤寒的事时，过祖源还向冯玉祥介绍了虱子在历次战争中所起到的可怕作用。冯玉祥盛赞了救护总队开展的“灭虱、洗澡、治疥”计划。1943年7月，美国医药援华会主席柯尔波到湖北视察部队卫生工作后，赞叹不止地说：“愈到前线，部队环境卫生愈优良，印象之佳，出乎意料。”

　　新中国成立后，过祖源率先推动了我国给水排水设计工作，组织编制了中国第一个给水工程和排水工程设计规范（草案）及给水排水定型设计与标准设计，其后又开拓了水污染防治科学研究工作，并在开创环境保护科学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灭虱治疥站创建人刘永懋

　　刘永懋是美国哈佛大学工学博士，著名卫生工程专家，任救护总队环境卫生指导员。

　　疫情总是伴随战争如期而至，疫病的死亡率往往超过战场的战死率。鼠疫、回归热、斑症伤寒等流行性传染病主要通过虱子、跳蚤、蚊子等昆虫传播病菌。由于当时条件艰苦，加之公共卫生知识缺乏、对防疫重视不够，有的伤员盖的被子已经被虱子染成了黑色。于是，刘永懋他们除了加强伤病员虱疥治理，还在前线部队推行灭虱治疥。因专业设备不足，刘永懋创建了灭虱治疥站，治理方式主要是把士兵衣服挂在灭虱站里木框架中，用铁锅蒸汽进行消毒。工作开始时，由于灭虱器蒸汽温度不够不能杀死虱子，士兵、伤员洗澡后换下消毒衣服不能取出，只能披着棉大衣等待，为了不让他们着急，刘永懋就组织大家唱歌活跃气氛。队员们帮助伤员洗澡，歌声彼落此起，士气很高，通宵工作直至鸡鸣三唱。

　　刘永懋回忆当时状况：“我找了两个卫生稽查，改装53加仑的空汽油桶，做成锅炉，烧热水，布置成一个简单的减虱治疥站，在56后方医院，把较轻的伤兵患者先行灭虱、洗澡、治疥。”救护总队奥地利籍医生富华德描述了军中用酒桶灭虫的情景：“用大酒桶改造成灭虱站，将大酒桶放在铸铁大锅上，蒸汽进入酒桶后，所有的虱子都得出来报到。”

　　刘永懋的综合灭虱防疫措施，效果极好，受到军队和伤患大众的普遍欢迎。随后，救护总队持续在部队、军医院中大规模进行灭虱站建设并向社会推广，提高了军队战斗力和对灭虱治疥公共卫生认识水平，使当时的国民公共病——疥疮的发病率由90%下降到10%，堪称一大奇迹。

　　“军护之母”周美玉

　　周美玉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公共卫生硕士、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学院硕士。任救护总队护理负责人，主持建立了规范的军队护理制度，故有“军护之母”之誉。

　　初到救护总队，周美玉的首个任务就是药品分类。因专业不是主攻药剂，在药剂师同事协助下，她整理编写了标准材料包分类使用册，采用英文字母将药品、器材、设备按其性能或用途分别制成标准包装，用一编号进行标识，如：C类代表化学药品，包括内科用药、外科用药、传染病药等；D类表示敷料类，包括绷带、手术巾、被单等；E类是医疗用具类，包括外科手术用医疗器械及体温计等常用器具。这一创举经验后来被救护总队沿用，并形成《中国红十字会卫生材料标准表》，标准包制成后即分送各大队部材料分库，极大地方便了战时医护人员申请、分发、携带和规范应用。

　　抗战时期公立和私立护士学校很少，护理工作一直是部队医院中最薄弱环节，严重影响护理质量，降低医疗效果。针对这一现状，1941年周美玉建议成立军护学校，以推动护理工作。这一建议与林可胜心中所想不谋而合，于是，卫训总所开始考虑筹办高级护理职业学校。

　　周美玉认为护理理念重于医疗而精神慰藉又重于药物，所以她谆谆告诫护士们，不管伤兵怎样，都应以兄妹之情对待。伤员们因为作战负伤，心情不好，加上缺乏卫生常识，有时常会闹情绪。训练有素的护士性格温和，伤员发起脾气来也不吭声，只是认真做好护理工作，伤员多是男性，对着温柔的女护士，情绪也渐渐平复了。

　　最后一任总队长汤蠡舟

　　汤蠡舟毕业于日本千叶医科大学。为参加总队救护工作，从上海举家西迁贵阳，他随部队内撤，辗转于衡阳、长沙、南昌、吉安和祁阳等地救护伤员。林可胜辞职后，1942年9月，汤蠡舟任救护总队副总队长一职，后任总队长，直至1945年11月救护总队解散。

　　汤蠡舟承接林可胜总队长主持救护总队工作后，最难能可贵，也是最展现其领导智慧和胸襟品德的，是当红十字总会高层众口指斥前任总队长林可胜“左倾颇甚”“涉嫌亲共”“个人募捐”“越级汇报”时，他顾全大局，以国家利益为重，对调任远征军军医视察监督的林可胜给予了密切配合和全力支持，在整个缅北、滇西会战中，救护总队承诺增派的医务队以及外籍医生，全部按要求派达指定任务地点，与此前派去的医疗队密切配合，开展战场救护。

　　汤蠡舟在条件十分艰苦的图云关生活了三年，因生活极端困难而导致全家营养不良。汤蠡舟一家曾在图云关所住的茅草房前拍摄了一张全家福照片，照片上一家都十分清瘦，汤蠡舟在照片背面戏题“一群瘦人”，这张照片也成为汤家当年艰苦生活及温馨和睦家庭的真实写照。物质生活虽然极其困苦，但在大义当前，他却不惜倾囊相助，据救护总队《救护通讯》1943年10月第一期记载，汤蠡舟因救护工作成绩突出，获“中比庚款委员会”颁发奖金一千元，他却将奖金全部用于捐建“本部工作人员殉职纪念碑”，纪念救护总队因公殉职、积劳病故的114位英雄。

　　救护总队解散后，汤蠡舟出任中国红十字会副秘书长。1948年，出于对国民政府腐败黑暗统治的不满，他辞去国民党内职务，回到一手创办的东南医学院（现安徽医科大学）。新中国成立之初，汤蠡舟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率领家族和东南医学院师生，内迁安徽。

　　还有许多留学回国的医护专家为救民族于危难，置生死于度外，群英齐聚贵阳图云关，他们有：留美医学博士、救护总队医防指导员容启荣，美国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博士、救护总队总干事兼副总队长彭达谋，美国康奈尔大学生物学博士、战时卫训所生物学组主任、学科组组长林绍文，就职于日本东京大学医学院、协助管理卫训总所的严智钟，美国纽约大学医学博士、战时卫训所教务组组长、生理科主任兼教务主任柳安昌……

　　这些从海外归来投身战场救护的医护专家，多是当时医疗、卫生领域颇负盛名、颇具建树的领军人物，他们遵循“人道、公正、中立、独立”等基本原则，以“博爱恤兵，救死扶伤”为行动宗旨，奔走于全国各个抗日战场，在救亡图存的洪流里处处可见他们的踪影，这就是海归们爱国报国的不变底色、战争年代的医者仁心！

　　（本文作者系中国致公党中央党史研究与党务工作委员会委员、贵州省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副会长、致公党贵州省委会调研处处长、一级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