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政党制度的中国特色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之一，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新型政党制度作为新时代推进统一战线工作的制度保障，不仅彰显出中国凝心聚力的领导优势，更彰显出中国政治治理的文明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进而习近平总书记以“三个新”“三个有效避免”精辟论述了新型政党制度的特色和优势。新型政党制度既是马克思主义多党合作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也是新时代我国深入推进多党合作的行动指南，为深入认识我国政党制度所蕴含的中国特色尤其是判别中外政党制度的优劣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植根于中国土壤而创造的新型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着明确的统战、民主、合作、协商的政党思想，《共产党宣言》明确宣示：“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使命型政党，天然承载着凝聚全国人民为政治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维系国家统一、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履行两大历史使命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从理论与实践上认识到政党合作的重要性。各民主党派经过长期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斗争，反复比较国共两党的理论主张与政治纲领，最终衷心拥护1948年4月中国共产党发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纷纷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这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型政党制度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天下为公”源自《礼记·礼运》，意指天下为众人所有，人们协同一致、休戚与共。新型政党制度坚持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造福于中国各阶层、各政党、各团体的社会主义，是属于全体中华儿女通力合作共同建设的社会主义，不是某政党、某团体、某阶层单打独斗的社会主义。“兼容并蓄”出自韩愈《进学解》，意指吸纳、招拢各方面的人才或事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波澜壮阔的百余年历程中，兼容并蓄的统一战线为不断取得革命、建设、改革胜利凝聚起共同奋斗的磅礴力量。“求同存异”来自《礼记·乐记》，意指摒弃非根本性隔阂，追求共同性目标。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休戚与共、同舟共济，久经历史磨炼，相互之间不仅没有丝毫间隙，反而做到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植根于中国土壤的新型政党制度为推进人类政治文明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众所周知，西方政党制度是偏袒富人利益的金钱政治、偏离民主精髓的精英政治，是形式民主。而我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政治吸纳，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促进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有机统一，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恩格斯说：“我们在那里却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用之于最肮脏的目的”，竞争与对抗是西方政党制度的本质。而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西方政党制度竞争上位的排他性逻辑自然衍生出阻碍治理的否决政治、挟持国家利益的短视政治，而新型政党制度是包容型、吸纳型、合作型政党制度，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不是相竞相轧，而是相增相长，共同构建起多元共治的国家治理体系，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

　　（作者胡军良系民建中央理论研究委员会副主任、民建陕西省委会理论研究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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