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深刻指出了中华文明所具有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突出特性，这对于洞察中华文明的发展规律，把握新时代文化使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如何理解中华文明所具有的五个突出特性，我们特邀专家学者就此进行阐发。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

　　□朱有邻王辉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全面深入地阐述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其中，连续性是中华文明的首要特征。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辉煌文明史，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唯一的从未中断、传承至今的文明。在漫长的中华文明进程中，家国情怀是其连续性的精神支撑。此外，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决定了我们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塑造了中华民族五千年辉煌文明史。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一脉相承，连续性是其区别世界上其他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首先体现在文字的传承上。汉字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早在五千多年前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陶器上就已经出现文字刻画符号，在商朝时出现的甲骨文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文字系统，在秦始皇“书同文”之后，我国的文字进一步规范化。汉字经历了几千年的演变，成为当今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但被广泛使用的象形、表意文字。其次，中华文明传承没有中断还因为中华典籍的传承没有中断。早在三皇五帝时期，就已经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典籍出现。还有二十四史，上起传说中的黄帝时期，下至明朝崇祯年间，涵盖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内容，共计3213卷，约4000万字。可见，中华文明之所以从未中断、传承至今，这与作为文化传承载体的中华典籍密不可分。

　　深厚的家国情怀成为中华文明连续性的精神支撑。习近平总书记说：“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深沉的历史意识，为中华民族打下了维护大一统的人心根基，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复兴的精神支撑。”“精神支撑”涵盖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包括家国情怀、历史意识等内容。而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这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维系着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统一，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为祖国的发展繁荣而不懈奋斗。爱国是中华儿女自古以来就有的一种价值和情怀。《晏子春秋·内篇·谏上》载晏婴曰：“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中国古代至圣先师孔子就是爱国者，《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齐国田常欲作乱于齐，就想先出兵伐鲁，孔子鼓励自己的学生挺身而出、共赴国难。另外还有，如写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豪迈悲壮诗句的文天祥，以“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诗句抒发自己爱国情怀的抗倭英雄戚继光等等，正是广大中华儿女与自己的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才形成一种家国一体的特殊形态。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不仅是中国道路的鲜明特色，还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深厚底蕴。如若没有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中国特色很难形成。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了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现代化，之所以能够相互成就，是因为二者高度契合。而中国式现代化属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范畴。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就是“第二个结合”，“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同时还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连续性是中华文明的首要特征。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与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紧密相连。中华各族儿女是中华文明的共同创造者，深厚的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重要心理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中华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有高度契合性。所以，新时代我们要深入推进“第二个结合”，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传承发展中华文明，肩负起赓续历史文脉的文化使命,再创中华文明新的辉煌。

　　作者单位：山东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朱有邻，历史学博士，讲师；王辉，副教授。

　　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儒家‘修齐治平’思想与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1CSZJ39阶段性成果；2020年山东建筑大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思政课”课改重点专项“山东特色文化融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内容研究”XJG2021007阶段性成果。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

　　□赵敬仪 王淑琴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静水深流与波澜壮阔交织。”历经悠悠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作为华夏民族的文化根柢和精神血脉，始终在求同存异和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铸就了一个可以长久涵养后人的精神文明谱系。毋庸置疑，一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华文明的创新史。

　　创新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中国是历史文明古国，是世界上唯一绵延至今没有中断的文明。但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中国先民自古就秉承“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理念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追求，开启了中华文明的伟大实践。之所以有这样的理念追求，得益于中国人“道法自然”“变通趋时”“自强不息”宇宙观，这也是中华民族思维中独有的时间观念和实践哲学。“时”既代表天文学上的时令或时间，也指文化意蕴中的时机或时势。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国人认为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一切都在发展变化之中，因此，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我们绝不能以机械的态度停滞不前、故步自封，而要变通趋时、与时俱进。正所谓“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久。”这些都说明，变通意味着生机，创新意味着进步。五千年历史实践证明，中华民族无论面临任何困境，都能以革故鼎新的姿态和砥砺前行的勇毅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在变法中图强，在学习中进步，始终做到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以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为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

　　创新是中华民族繁荣强大的不竭动力。创新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华民族始终以创新的精神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体屹立于世界。例如耒耜、铜铲、牛耕、耧车、翻车、曲辕犁等农具的发明，以及陶器、玉器、漆器、青铜器、瓷器、铸铁技术和丝绸纺织的创造，见证着我国生产技术的进步与生产力的提高，夯实了人们日常生产生活的物质基础。我们还发明了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对世界发展和文明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伟大科技成果，创作了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以及历代雕塑、书法、绘画等伟大文艺作品，建设了万里长城、都江堰、大运河、故宫等气势磅礴的伟大工程，诞生了老子、孔子、孟子、墨子、庄子、孙子、韩非子等闻名于世的思想家，还产生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清代朴学等泽被后人的思想学说。每一次的历史进步、每一项的重大发明，都是中华儿女创新精神的真实映现与写照。中华民族不但书写了辉煌的民族史，也为国家的繁荣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创新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无畏品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中国人自古“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以锲而不舍、勇往直前、敢为人先、不怕失败的求知精神，突破旧思维、打破旧框框，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崭新奇迹。展开中华民族的历史画卷，无论是殷周之变从“尊神到敬德”，还是周秦之变“从封建到大一统”，还是唐宋之变“从门阀氏族到科举制度”，还是明清之际所面临的从传统到现代的古今之变，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之变，从封闭到开放之变等，每一次的社会变迁和政治文化都面临着巨大挑战。特别是1840年以后，由于列强的侵入和西方的冲击，中国陷入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中华民族知常达变，始终以自信自强、艰苦奋斗、奋发有为、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敢于迎接新挑战，扶持新事物，在疾风骤雨中乘风破浪、斩关夺隘，以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精神主动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既维护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格局，又胸怀天下，勇于担当，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砥砺前行的历史。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秉承守正创新的精神，创造性地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开辟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过去，中华民族依靠守正创新的精神繁荣强大、屹立于世界，未来也将会依靠守正创新精神走向现代化，走向民族复兴。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未来也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

　　作者单位：山东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中心。赵敬仪，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王淑琴，山东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系202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传统文化底蕴及时代创新研究（23JD710027）阶段性成果。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

　　□杨梦莹 秦芳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这一重要论述是对我国历史和文化发展经验的精辟总结，既有历史深度，又具现实意义。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结合，具有科学性、真理性和重要性。

　　“九州共贯”的价值追求，奠定了中华文明统一性形成的历史逻辑。《汉书·王吉传》曰：“《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这是西汉王吉向汉宣帝谏言推行教化工作时所言，大意是《春秋》推崇周天子君临天下的大一统局面，全国各地风俗教化相同，九州方圆政令法规贯通。回顾中国几千年历史，“六合同风，九州共贯”是植根于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大一统价值追求。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实行“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自秦以后的两千多年，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和大势，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分立如南北朝时期，各自政权都自诩为中华正统；统一如秦汉、隋唐、元明清，更是推崇“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开创大一统的盛世局面。

　　“和实生物”的和合思想，奠定了中华文明统一性形成的理论逻辑。“和实生物”出自《国语·郑语》，原文是“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西周史伯认为，不同的事物相互调和而生成新的事物，相同的事物则难以延续。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崇尚和合共生，主张和而不同，既尊重不同文化的差异，也寻求不同文化之间的共性，追求矛盾多样性的统一。和合思想贯穿于中国文明发展史的全过程，蕴含着治国理政的深刻智慧，是中华民族始终追求团结统一的理论彰显。“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格局是以承认各民族文化差异为基础的，并不追求政治制度、民情风俗上的完全统一。“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中华民族以和合思想不断包容、吸收、尊重各民族文化，以博大胸襟融聚合四方，契合了我国多民族国家建设与发展的内在需求，为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

　　“四海一家”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中华文明统一性形成的实践逻辑。“四海一家”出自《荀子·议兵》，原文是“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其大意为四海之内就如同一家，凡是能通达之地，没有不服从的。“四海一家”是中国古代始终追求天下太平、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的理想社会。唐太宗李世民时期，唐朝国力日盛。青藏高原的吐蕃政权在松赞干布的带领下势力不断增强，积极谋求与唐朝建立密切联系。贞观十四年（640年），松赞干布派遣大臣向唐朝请婚。吐蕃请婚态度诚恳、礼节周到，太宗便将宗室之女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贞观十五年（641年），送亲一行离开长安向雪域高原进发，历尽千辛万苦。跟随公主入藏的有许多能工巧匠，沿途停留时，工匠们在崖壁上刻下佛像、经文，还修建佛塔。矗立在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体现了唐与吐蕃“再续慈亲之情，重申邻好之义”的美好愿望，成为千百年来民族团结的历史见证。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孕育于中国古代、形成于中国近代、发展在当代，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有效应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民族领域可能发生的风险挑战，才能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重要思想保证。”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我们要继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开创中华民族更加辉煌的未来。

　　作者单位：山东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中心。杨梦莹，讲师；秦芳，伦理学博士，副教授。

　　本文系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协同育人视角下总体国家安全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路径研究”(21CSZJ38)阶段性成果。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

　　□陈彦杰姚谦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国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文明作为世界文明史上唯一从未间断其文化发展历史的独特存在，在其漫长的文明演进过程中，积淀形成了许多优秀的文化特质。包容性作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涵养了中华民族开放包容的精神品格，成就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不仅是我们把握中华文明特质的重要前提，更是继续推进中华文明更好向前发展的有力抓手。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是在中华民族不断地融合发展的历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是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在漫长的文明发展过程中，来自中国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不断交流、交融，形成了如今五十六个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也造就了包容性极强的中华文明特质。纵观历史长河，早在炎帝、黄帝时期，中国的部族之间就开始了文明的交流、交融，共同缔造了炎黄文化传统；春秋战国时期更是中原文明与四方民族展开充分交融、交往的历史。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正折射出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各民族之间相互学习、融通发展的历史，展示出中华文明的开放心态与包容特点。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少数民族曾直接进驻中原建立政权。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非但没有相互排斥、相互取代，反而在极富包容性的心态下相互吸收、相互交融。北魏孝文帝进行了汉化改革，主动融入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民族大家庭之中，极大推动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也为中原文化带来了来自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饮食、器具等多方面的优秀文化。五代十国至宋辽元金时期，中国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融更为深入，无论是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还是元代蒙古建立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都是在充分吸收、接纳中原文化后形成的极具中华文明特质的政治形态。几千年来，各民族共同开拓了中国辽阔的地理疆域，一同书写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历史，也由此铸就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包容精神。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是在多元文明交往交融的历史中奠定的。中华文明的延续不断、日新月异是在不断注入文明活水的历程中实现的。早在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多元思想的相互融通，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西汉时期张骞远赴西域，开辟出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古代丝绸之路，也开启了东西文化的交流互通之途。唐代玄奘法师西行求取佛法，历经磨难，带回佛教经典600多部，为佛教文化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提供了文化土壤。佛教文化进入中国后，不仅对中国人的宗教观念、文学艺术、习俗传统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也在博采众长中日益内化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儒、道共同构筑出后世三教合流的文化新样态。明代徐光启与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共同翻译的《几何原本》，展示出中西文化相互交流的早期形态。对来自西方科学知识的包容和吸收，也为明清之后中国的数学、天文、历法都带来积极的影响。此外，明清时期，在伊斯兰文化进入中国之后，也在中国文化独特的包容性特质下，与传统的儒家文化相互吸收融通，为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奠定深厚的文化基础。近代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更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新的文化活力。中华文明兼收并蓄的包容性特质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眼光、国际主义精神高度契合。传统中国文化中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民为邦本的民本理念，都在新的历史境遇下与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深刻共鸣。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华文明进入到全新的历史阶段，中国传统文化也因其内在的包容性特质，故而在充分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后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当今世界文明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人类文明走向冲突还是繁荣，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不仅为今后中国人始终以海纳百川的态度借鉴、吸收人类优秀文化提供文化土壤，也无疑是为人类文明如何处理好世界文明多样性问题带来了极富借鉴价值的思想资源。

　　作者单位：山东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中心。陈彦杰，中国哲学博士，讲师；姚谦，政治学博士，讲师。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

　　□王利华郝芸芸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主张以道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关系中以他人为重。”中国自古践行“天地人和”的理念，在中国人的世界观之中，宇宙万物是连续的、动态的、整体的、相互依存的，而不是孤立的、静止的、个体的、主客二分的，这就决定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倡导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其核心是“人和”，这既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也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处世智慧和精神力量。

　　倡导交通成和，反对隔绝闭塞。《易传·泰》曰：“天地交而万物通也, 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天地阴阳交感，万物和谐亨通；君与臣相互交流，则心意想通，志同道合，可以济养万民。由此论述了事物的交合统一是世间万物通泰、恒通的重要基础和先决条件，体现了中国人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左传·僖公七年》曰：“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对尚未归心的人要待之以礼，用仁德安抚边远的民众。《论语》里讲“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礼记》提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以天下为一家”。中华民族历来非常重视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促进共同发展，加强对外经贸往来。张骞出使西域，玄奘西游天竺，鉴真东渡，郑和下西洋、古代丝绸之路，直至现代的改革开放，都是中华民族发展同周边国家友好往来的生动写照。在开放中强动力，增活力，不封闭，不僵化，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未来世界发展的必由之路。

　　倡导共生并进，反对强人从己。《国语》周太史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论语·子路》中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形成了中国自古以来“和而不同”的文化思想。《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孟子·滕文公上》讲：“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说明，中国文化的“和”文化理念，既承认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又肯定了彼此之间的相通性，因此“和”不是无差别的统一，而是包容差异下的共生并进。孔子在2500年前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不搞对抗，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中国在历史上曾经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与世界人民留下了友好交往的佳话。

　　倡导保合太和，反对丛林法则。无论是《尚书·尧典》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还是《乾·彖》的“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和太和，乃利贞。”抑或是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还有中国近世发展出来一套“天下公共之理”“天下万物一体之仁”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具有的强烈的“天下和合”的愿景和追求。中国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发展同周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关系，《左传·隐公六年》中指出：“亲仁善邻，国之宝也”，指出亲近仁义而和邻国友好，这是治理国家宝贵的措施。墨子主张“兼相爱”“爱无差”，《尚书·太甲上》中指出：“天监厥德，用集大命，抚绥万方”，强调国家强大最好的办法就是安定、安抚其他邦国。《左传·宣公十二年》提出“止戈为武”，平息战乱，停止动用武器，才是真正的武功，才能安定天下。这些都说明，中国骨子里没有称王称霸的基因，没有大国博弈的冲动，中国必会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奉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反对“弱肉强食，丛林法则”。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人民是崇尚正义、不畏强暴的人民，中华民族是具有强烈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民族。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欺负、压迫、奴役过其他国家人民，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和则两利，斗则两害；和则共赢，战则共输。我们要大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正确理念指引。

　　作者单位：山东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中心。王利华，副教授；郝芸芸，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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