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老火锅宴”的故事

　　

　　

　　1978年3月11日，邓小平、乌兰夫（后一）、韦国清（后二）等出席中共中央统战部招待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负责人的宴会。

　　

　　胡厥文，时年84岁，人称“上海机械大王”。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他是民建发起人之一。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常委。

　　

　　胡子昂，时年82岁，号称“钢铁大王”。1945年参与民建组建工作。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

　　

　　荣毅仁，时年63岁，曾有纺织大王、面粉大王和红色资本家之称。1950年加入民建。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

　　

　　古耕虞，时年74岁。抗战时期，他所持“古青记”的“虎牌”猪鬃占中国输美猪鬃的70%，赢得“猪鬃大王”桂冠。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常委。

　　

　　周叔弢，时年88岁，人称“天津水泥大王”；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天津工商联主任委员。

　　

　　根据邓小平与“五老”谈话记录整理的文字材料（民建中央保存）

　　在中国政协文史馆有一组“五老火锅宴”的场景复原，展现了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宴请五位原工商业者的情景。

　　这不是一顿普通的聚会。“1979年的春天，邓小平同志宴请胡厥文等五老的火锅宴，提出‘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打开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禁区。”时隔30多年，在民建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孙春兰如此评价“五老火锅宴”这一事件的重要作用。

　　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的日子里，让我们一起还原当年他亲自导演的一台大戏……

　　“五老”接到邓小平的邀请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经过十年动乱，国民经济遭受极大破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团结更多的人，加入改革开放的洪流，是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伟大转折的重要举措。邓小平将他那深邃的目光投向了受到过不公正对待的一批原工商业者身上。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时，原工商业者迎来了新的政治生命。胡厥文等作为工商界的代表人物，参加中央统战部和上海市组织的一些调研活动。他代表工商界的民主人士，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关于我国经济建设发展的建议信。这封信引起了邓小平的重视。

　　邓小平本来想要中央统战部安排一下，找荣毅仁商谈筹备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事。收到胡厥文的信后，他改变了主意。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说：“后因收到胡老的信，得知工商界的朋友们对改革开放的政策有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就决定请大家一道来开个座谈会，让大家畅所欲言。”

　　1979年初，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代表人士到北京开会。邓小平趁此机会，提出要见见几位工商界的老朋友。他列出了一个五人名单：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周叔弢。这五位老者，尽管领域各异、资历不一，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称谓：著名爱国实业家。

　　1979年1月16日，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周叔弢接到中办通知：邓小平同志要会见他们。这个邀请令五位老人无比兴奋，无限感慨。当晚，他们相约在胡厥文家中，商讨与邓小平见面时的谈话内容，研究他们的建言。最后决定提出一份关于国家建设的《建议书》。

　　古耕虞受托连夜起草。

　　邓小平与“五老”话改革

　　1979年1月17日，农历腊月十九。北京的冬天冰天雪地，寒气逼人。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内却暖意洋洋，宛如春天。在福建厅宽敞的大厅中间，对面摆着两排大沙发，距离靠得很近。大沙发的后面散放着一些扶手椅。会议室没有麦克风，也没有录音设备。这个座谈会的布置，营造出亲密交谈的氛围。

　　邓小平穿着一套深色中山装，面带笑容，神采奕奕地步入会场。他依次与大家握手打招呼，与各位老先生面对面落座。随同邓小平一起参加座谈的还有乌兰夫、谷牧、纪登奎、陈慕华以及卢绪章等中央统战部和工商联的负责人。

　　邓小平微笑地望着五位老者，开场说：“今天，我先向老同志们介绍一下20多天前刚结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情况。”邓小平称5位老者为“老同志”，使他们倍加激动。

　　邓小平开诚布公地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过去耽误的时间太久了，不搞快点不行。但是怎样做到既要搞得快点，又不重犯当年的错误，这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党中央对你们原工商业者寄予厚望，希望大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畅所欲言。

　　邓小平讲得情深意切、言简意赅、坚决有力。五位老者中，除胡厥文耳背需由秘书记录外，其他四位都聚精会神，边听边在沙发扶手上作笔记。邓小平的这番话，使在座的人耳目一新，格外兴奋。

　　介绍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情况后，邓小平诚恳地说：诸位老先生都是开国时期的元老，是我们党最真挚的朋友。我们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风风雨雨走过了几十年，彼此都很了解。听说你们对如何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很高兴。我们搞经济建设，不能关门。对外开放和吸收外资，这是一个新问题，你们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今天就谈谈这个问题。

　　“五老”有备而来，便直抒胸臆，坦诚建言。谈话热烈、气氛融洽。

　　围绕搞好经济建设的这个话题，大家各抒己见。一是人才使用。胡子昂说：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要大力起用人才，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把他们找出来，使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邓小平对此十分赞赏。他说，对这方面的情况，你们比我熟悉，可以多做工作。比如说旅游业，你们可以推荐有本领的人当公司经理，有的可以先当顾问。还要请你们推荐有技术专长、有管理经验的人管理企业，特别是新行业的企业。不仅国内的人，还有入了外籍的都可以用，条件起码是爱国的，事业心强的，有能力的。

　　二是政策环境。针对当时的情况，胡厥文说，原工商业者的技术专长不能发挥，统战部的投降主义帽子没有摘掉，这些问题不解决，工商界心有余悸。

　　胡子昂说：原工商业者在技术管理专长方面，大有人力可挖。现在工商界还没有摘掉帽子，一些企业把工商业者同地、富、反、坏、新生资产阶级不加区别地相提并论，这些问题不解决，他们心有余悸，就难以消除顾虑。

　　古耕虞补充道：中美建交以来，我接到不少在美国的朋友来信。那里有中国血统的人，很想来祖国投资，为国效力。现在统战系统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怕与资产阶级打交道，越到下面越厉害。只有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17年的统战政策是正确的，才能解决干部心有余悸的问题。

　　对于资本家的帽子没有摘掉，一些有用之才仍在工厂从事较重的体力劳动的现象，古耕虞建议，只要搞出条例、办法，这件事一定可以做好。他随即递交了书面建议。

　　“摘帽问题”是工商业界人士最为关心的。邓小平听后，十分干脆地回答：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使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要落实对他们的政策，这也包括他们的子女后辈。他们早已不拿定息了，只要没有继续剥削，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摘掉？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还有钱，有的人可以搞一两个工厂，也可以投资到旅游业赚取外汇，手里的钱闲起来不好。你们可以有选择地搞。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

　　“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这是一个具有鲜明导向的提法，简洁而有力。在座的无不动容，情绪都很激动，纷纷表示感谢党的关怀和信任，决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三是经营管理。谈到外汇，荣毅仁如实说道：现在外汇很有限，引进外资要很快生效，目的性要明确，要功利性大些，生产的产品要能换取外汇，出口创汇。只要生产提高了，就不怕没有偿还能力。现在要搞好生产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工资问题，我们过去办厂，每年要增加一次工资。另一个是管理问题，没有民主就没有主人翁感，就不动脑筋；还有机构多头，画圈的人多了，办事效率就低，生产就不会搞好。

　　对邓小平提出的要利用外国资金、华侨资金的意见，荣毅仁回应道：这确是重要问题。现在英、法、日、联邦德国都要跟我们打交道，因为我们政局稳定。从国际上看，对我们是有利时期。美国大公司来华还有顾虑，外国朋友建议我们邀请大老板面谈，让他们回去讨论，以改变目前的态度和看法。在美国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可以利用华侨、华裔来做工作。我对外国朋友说，我们有人力，你们有财力，可以合作。他还对引进外资问题提出建议。

　　荣毅仁话音刚落，邓小平就立即表态说：现在国家计划想掉个头。过去工业是以钢为纲，钢的屁股太大，它一上就要挤掉别的项目，而且资金周转很慢。要先搞资金周转快的，如轻工业、手工业、补偿贸易、旅游业等，能多换取外汇，而且可以很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邓小平专门提出要发展旅游事业：我们国家地方大，名胜古迹多。如果一年接待500万人，每人花费1000美元，就是50亿美元。要大力发展旅游业，可以多搞几个旅游公司。名胜旅游区要整修一番，像四川的峨眉山，长江三峡，甘肃的敦煌、嘉峪关，西安的半坡村、秦始皇陵等。云南的石林，整修好了就是世界第一。要搞好旅游景区的建设，要有电、有路、有旅馆，还要搞好城市建设，搞好服务业，千方百计赚取外汇。

　　对于搞补偿贸易，邓小平说，搞补偿贸易有相当的外汇收入，起码广东、福建两个大省大有希望。两省在外的华侨很多，江苏、浙江也有。补偿贸易不一定会得到全新技术，搞合营会有全新的技术，因为产品面向市场，需要具有竞争力。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资金。香港厂商给我写信，问为什么不可以在广东开厂，我看，海外同胞、华侨、华裔都可以回来办工厂企业。国际上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可以拿来为我所用。到那时，在偿还能力这个问题上就可以解决了。

　　荣毅仁是五老中最年轻的。邓小平直接点将说：“荣毅仁同志，对你主持的工作，要规定一条：给你的任务，你认为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拒绝，由你全权负责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来考虑签订合同，有利润、能创汇的就签，否则就不签，应该排除行政干扰。所谓全权负责，包括用人权。只要是把社会主义事业搞好，就不要犹豫。”

　　邓小平还当场指定由谷牧与荣毅仁直接联系，负责解决他在工作中碰到的实际困难。

　　一顿火锅，拉开大戏的序幕

　　座谈会不知不觉过去两个多小时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纷纷发言。到了中午，邓小平风趣地说：肚子饿了，该吃饭了，今天我们聚聚，我请大家吃涮羊肉。

　　不一会儿，工作人员在福建厅的一角支起两个圆桌。邓小平与五位老人一桌，其他人员一桌。邓小平请大家入席。白菜、羊肉、火锅，热气腾腾，香气扑鼻。他和胡子昂、古耕虞都是四川人，凑在一起对桌坐着共用一只火锅，当然那只火锅里的辣椒放得最多。在嘶嘶作响的炭火和轻松愉快的谈笑间，他和两位四川老乡用四川话相互交谈，偶尔还摆上几段龙门阵。其他同志也是边吃边聊天。古耕虞事后回忆起这顿寻常“火锅宴”的不寻常意义，形象地称之为“一只火锅，一台大戏”。

　　火锅宴后不久，中共中央首先从政策上为民族工商业者摘去了“资本家”的帽子。在1979年6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开幕式上，邓小平宣布：我国的资本家阶级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邓小平的讲话，引发经久不息的掌声。这是一篇被誉为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纲领性文献。

　　从“资本家”到“劳动者”，这对资产阶级工商业者来说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提法问题，它意味着既为资本家摘了帽，又从政治上肯定了工商业者的价值和贡献。有的政协委员感动得热泪盈眶，称之为“新的里程碑”。“金笔女王”汤蒂因委员说：“第一次喜出望外是公私合营，对于定息，估计坐三望四，结果五厘。去年落实民族资产阶级查抄定息、存款，全部发还，又是喜出望外。这次脱掉资本家帽子，更是喜出望外。”

　　这年底，中共中央先后颁发《中共中央批转中共中央统战部等六部门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问题的请示报告》和《中共中央批转中共中央统战部等五部门关于对原工商业者的若干具体政策的规定》两个文件，进一步明确相关政策，规范原工商业者的政治待遇和生活福利，以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为了不辜负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和邓小平的殷切期待，五老老骥伏枥，激情燃烧。

　　邓小平“点将”后，荣毅仁2月初便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了设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建议。邓小平对他说：“人由你找，事由你管，由你负全责！”荣毅仁广揽贤士，遍请英才：北京61岁的经叔平，上海75岁的王兼士、65岁的吴志超、62岁的徐昭隆、68岁的吴光汉、67岁的雷一平、63岁的杨锡山。6月2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0月4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正式挂牌。在中信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上，荣毅仁当选董事长兼总经理。改革开放之路不可复制，只有探索，摸着石头过河。荣毅仁和中信公司左突右冲，终于闯出一条路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窗口。与此同时，由上海一批老工商界人士集资创办的“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民营企业；由王光英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中国光大实业公司，也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发展成为知名的国际化大公司。

　　此次座谈后不久，胡厥文写出了《关于怎样调动工商界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意见》。恰在这时，医生检查出他的胃部长了恶性肿瘤。以他的高龄，是否施行手术？医生有些犹豫。胡厥文问明利弊，决定先用中医中药做保守治疗。由于效果不理想，他再次住进医院，施行手术。他在与时间赛跑。他儿子回忆道：他“计算着用三年时间就可以基本完成邓小平同志交给的任务了”。

　　胡子昂在当年6月举行的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联合82位工商界的委员，提出了关于广开就业门路、安置待业青年的提案，发动各级民建、工商联组织安置待业青年。

　　古耕虞给自己的定位是：不能“唱”，只能“说”了。也就是说，由于年龄关系，他不能亲自登台唱戏，但可以做调查研究，提出建议。1980年，他就自己多年的老本行——猪鬃出口向有关部门建言；1981年，他提出发展长江航运的建议；1984年，针对民生轮船公司和沿江一批集体所有制船队的诞生，他又提出真知灼见。

　　五老中，年龄最大的周叔弢本不打算再担任企业的职务了，但天津工商界为贯彻邓小平指示精神，筹备成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时，推举他担任董事长。他欣然同意。1982年10月，他亲笔写下遗嘱，叮嘱身后不办丧事，不留骨灰。对于为数不算多的存款，他也决定全部上交国家，最后为经济建设出点力。

　　“一只火锅，一台大戏”！这场影响中国改革开放和非公经济发展史的“五老火锅宴”，助推了非公经济发展的伟大战略决策早日出台。此后，中国非公经济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书写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篇章。

　　（本文作者为中国政协文史馆三级职员）

原文链接：https://www.hljzx.gov.cn/index/wstd/202408193615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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