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赵朴初先生的40年忘年交

　　1983年夏天，《人民政协报》创刊不久，在赵朴初家里，赵朴老对作者讲了一番话，热情鼓励作者好好办报。

　　1997年11月5日，赵朴初90岁寿庆，他暂时离开医院，出席寿庆活动，身着西装，神采颇佳。图为寿庆现场所摄。

　　1998年秋天，作者赴美探亲前去医院向他辞行，因其夫人陈邦织大姐（图中）要求，在病床前向赵朴老展示1983年他鼓励作者去报社好好工作的条幅。其时他正在输液，但头脑清晰，天天写诗练字，健康状况尚好。

　　余生也晚，赵朴初先生整整比我年长30岁，他是前辈，更是领导。我是幸运儿，曾被他在人前交谈，乃至若干文字中，多次称道与我是忘年之交。今天我也以此为题，写些多年前我同赵朴初相交相知的往事。多年来我心中一直深深地怀念他，敬重他……

　　初识赵朴初先生

　　初识赵朴初，是在一次他主持的全国政协宗教组座谈会上。

　　那时正值党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的前后，全党全国都在调整政策，民主气氛颇浓。全国政协各工作组（即今之专委会）也频频召开座谈会，不但贯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方针，而且还执行了发言“百无禁忌”（李维汉语）的指示，因此工作组的座谈会出席率高，发言踊跃，有些意见颇为尖锐。

　　相比之下，各工作组之间，就数宗教组座谈会开得最少、时间最晚、意见也比较平和。事先谁也料不到，藏传佛教著名学者喜饶嘉措最后在座谈会上重重放了一“炮”。

　　这次全国政协宗教组的座谈会是赵朴初主持的。他当时已年过半百，但皮肤白皙、脸色红润，且慈眉善目、笑容可掬，看上去不过40多岁，很是健康，因此同事告诉我赵朴初先生有心脏病，我都不太相信。

　　会议一开始，喜饶嘉措就示意发言。赵朴初请喜饶嘉措大师发表意见，大师立即通过翻译，滔滔不绝地说：

　　我这个人说话不会拐弯抹角，因为我没有顾虑。我是佛门弟子，佛教是我的生命，我个人没有其他私念。因为佛门弟子也是国民，所以我爱教，也爱国；又因为现在的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所以我也爱共产党。

　　1949年以前，国民党、蒋介石待我不薄，让我到南京当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每月给我500元大洋的津贴，还经常送我零花钱。国民党败退时，蒋介石要我去台湾，我没有去，留在大陆。因为我知道，国民党政权对外靠帝国主义，对内欺压各族人民，这个政权丧失民心，没有希望……

　　我今天本着爱教爱国的愿望，想说一些心里话，有可能听起来刺耳，但忠言逆耳是古训，希望有关当局正确领会我的本意！我要说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成绩有目共睹，国威世界瞩目，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不是一党一派之功，更不是一人之功。再一点是近几年来，党和政府失误频频，有些做法大失人心，十分危险……

　　喜饶嘉措大师的发言很长，有些话令人感觉有些颇为“刺耳”。发言结束时，时针已指正中午12点，整个会场鸦雀无声。作为会议主持人的赵朴初，笑容可掬地征求其他人还有什么意见发表后，以他的诗朗诵般的语调缓慢而响亮地说：“今天的会开得好，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对于各位委员在会上所发表的意见、建议，本组将负责通过政协向中央有关方面反映，请各位放心。”

　　赵朴老在最后总结发言时，并没有点到喜饶嘉措的发言，这给我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因为那时的各种会议主持人，总要讲一点诸如：“某某发表了一些个人的意见，一家而言，大家还可以讨论”或者说“某某今天发表了意见。涉及面广，分量不轻，各位还可在会后掂量掂量，下次再发表意见”等等。当时我虽然离开大学校门，喜饶嘉措的发言要是在大学里发表，恐怕是要受批判的，因此颇惊讶赵朴初对此没有直接表态。

　　因为我是第一次参加会议记录，散会后赵朴初向我走来，办公室的老同志为我引见，他即和蔼可亲地同我握手，在交代了几句把会议记录整理好、写份简报以后，便问我家乡哪里、毕业于哪个学校。我回答是“浙江人，毕业于复旦大学”时，他即改口讲一句上海话：“都是南方人！侬在太湖那一边，我在太湖这一边（安徽省太湖县）；上海又同是你我的第二故乡！”一位知名人士、长者，对我这样一位初出茅庐的小青年竟这样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实在出乎我的意料！

　　我紧紧握着他的手，答不上一句话。随后，他再一次关照我和办公室的同志，对照笔记，力求全面、准确地将小组会的记录整理好，然后先送他过目，再视情况编写简报向上反映。他前后两次交代此事都没有专门点出喜饶嘉措的发言。

　　这次宗教组座谈会的记录即由我整理，办公室让我当天整理好，第二天即送赵朴老审定。记得赵朴老细细看完我整理的记录稿，改了几处，并以商量的口吻同我讲明白为什么要这样改，到这时他才点出，因为喜饶嘉措大师发言的内容重要，所以简报要重点反映喜饶嘉措大师的发言。当然，他还讲了一些鼓励我的话，赵朴老平易、谦和的印象，一下子就铭刻在我的心中。

　　“关于周总理的诗词我是写得最多的一个”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病逝。9日清晨广播的这个噩耗惊动了亿万中国百姓，政协直属学习组的老人们自然不会例外。

　　与此同时，天安门广场出现花圈和悼念周总理的诗词，政协直属学习组的老人们自然非常关心这桩大事，但鉴于年高和其他原因，他们多数人并没有直接参与，只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有的人按捺不住心情，让儿孙代他们到天安门广场看那堆积成山花圈和诗词、人群似海的壮观场面。

　　据我所知，赵朴初的家离天安门广场不远，但其间并未直接去过。只是赵朴老是诗词大家，又感于周恩来去世的举世同悲，自1976年1月中旬至4月上旬，他写了许多悼念周恩来的诗词，而由他看过甚至修改过的悼念诗词，多到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至于这些诗词有没有贴到天安门广场上，他不得而知。但谁能料想到，这些光明正大之举，不几天就成了被追查的“罪名”。

　　当时要追查天安门广场的政治诗词、追查后台，政协直属组的老人们众口一词，表示没有参与过天安门广场政治诗词之事。

　　我清楚地记得，赵朴初在此期间身体不好、心情极坏，在这位笃信佛教的居士和处世待人称得上是谦谦君子的脸上，失去了笑口常开的容貌，连脾气也变得急躁起来。他经常因病请假，每周3次至4次的学习会最多只能出席1次，有时竟半月出席1次，且在会上一言不发。

　　一直到了1976年6月上旬的一次学习会上，赵朴初才主动提出，他要在会上郑重讲几句话，主持会议的于树德立即同意。赵朴老以其少见的严肃口吻提高嗓门说：“各位委员，各位同仁，这些天来我一直有几句话想说一说。众所周知，读古典诗词，写古典诗词，是我个人的一大爱好，可以坦率地讲，写个人的诗词，关于周总理的诗词我是写得最多的一个，无论是总理生前，还是身后，我都写得不少。那是因为我同全国人民一样，敬重他对党和国家作出的重大贡献，敬佩他对人民大众的无限功德和他本人的高尚品格！在他病逝后，我写的诗词凡自己满意的都寄给了邓大姐。我同样可以坦率地讲，在周总理去世之后，不仅我自己撰写悼念周总理的诗词，而且还看过甚至修改过不少别人写的悼念周总理的诗词，对不起，太多了，记不住了，但我可以负责任地答复，内容肯定都是一片赤心敬爱周总理、缅怀周总理，没有任何政治动机！我的这些话，在这里公开发表，也是直接对受派来访者的回答。我的态度是认真的，郑重其事的！”

　　虽然赵朴老的慷慨陈词中带有气，但句句都是心里话。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父母之丧三年，而周总理的病逝留在我心里的怀念是永久的，周总理身上值得后人怀念的事情实在太多了！”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7年1月，是周总理去世一周年祭，他写了《金缕曲》，曾被文艺界人士以多种形式演唱，广泛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周总理的哀思和缅怀。1986年1月，周总理去世10周年祭，他又谱写了散曲《折桂令》，在公开场合朗读，并不止一次地一句句吟诵给来客聆听。

　　凡是同赵朴老接触过的人，第一感觉就是他的慈眉善目、他的一团和气、他的彬彬有礼。谁能想到他的内心是一团火，深藏着一把明辨大是大非的尺子，有的是疾恶如仇的铮铮铁骨！从赵朴老当时在政协直属学习组的慷慨陈词，能完整地认识到在那段特殊岁月里，赵朴初的言行是多么令人肃然起敬。

　　终生不卖墨宝

　　赵朴老是书法大家，名扬海内外，特别在日本。由于赵朴老多年来为中日佛教界和两国民间的交往作出重要贡献，其诗词书法的影响很大，品位极高。但他的墨宝，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不出卖。

　　20世纪80年代，有不少朋友建议，可设一基金会，以墨宝的收益作为社会救济款项，他始终没有同意。唯一的例外是参加临时性的义卖，收益统一捐赠救灾或残疾人事业。由于我同赵朴老之间的友好关系，多年来常有人通过我向赵朴老索字，我当然难以免俗，但大多数情况不是为某个人，而是为一本书、一座古寺、一处名胜之地，同样是不收任何费用的。

　　据我所知，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有以下赵朴老的墨宝是经我之手要到的：第一是江郎山和江郎山脚下的开明禅寺，其次是浙江省江山中学校牌。书籍题签有江山毛之水教授著《论语今译》、江山《何炯诗选》、江山市志办编著《江山市志》，还为《江山报》创刊34周年、复刊十周年题写“光辉日新”的贺词。1997年，赵朴老身体情况已不好，严格控制应索求而写字，但我受衢州市政协副主席祝瑜英之托，数次去北京医院探视，为衢州市内天宁禅寺和烂柯山宝岩寺索要寺名，他欣然写成交给我。

　　在上述求字过程中，深感赵朴老虽然没有去过衢州和江山，但由于其知识渊博而熟知若干信息。比如，他知道江郎山，还说翻过仙霞岭就是福建省了。对开明禅寺、天宁禅寺、宝岩寺，我仅仅提了句话头，他就想起这些寺庙的有关历史。并说一定要让出家人来管理寺庙，他们以此为家，会爱惜庙里的一草一木。对于南孔庙和烂柯山，他知道得更多，连连说有了这些古迹胜地，衢州称得上是一个历史文化古城了。我自然多次邀请他到我的家乡看看，他总是笑着说，中国好地方太多，我已年迈，力不从心了。

　　岁月无情，历史铭记。赵朴初的墨宝将永远与青山绿水长存……

　　晚年岁月

　　1994年底，我从人民政协报社调回全国政协机关工作。说来也是巧合，20世纪60年代初我的职业生涯是从全国政协宗教组的工作秘书开始的，没想到，在20世纪90年代末我职业生涯的终点，也是在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的位置上结束的。

　　一次交谈时，赵朴初恳切地对我说：“你在报社工作十多年，进步快，不仅本职工作做好了，而且还写了许多文章，出版了好几本书，不易啊。现在你回到政协机关，工作上熟门熟路，也会做好的。我担任政协民宗委主任，负领导之责义不容辞，但我年近九旬，健康一天不及一天，怕是力不从心了。”

　　1998年3月召开的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赵朴老身体见好，他不仅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这次全国政协换届全体会议，而且还出席了在京丰宾馆召开的分组会和新成立的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其时，我新出版了《十年风暴中的爱国民主人士》一书，又成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我在京丰宾馆的一次会议后，当面送给赵朴初我新出的书，他十分欢喜地当场就翻看了起来，事后又鼓励我：“你新出了书，又连续成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值得祝贺。你还很年轻，还有好多事可做，还要继续努力，不要满足。”

　　我大声说：“我今年60岁了，也不年轻了。”他笑着说：“在我90老人的面前，60岁还不是小弟弟嘛！”赵朴老的厚爱我感激不尽，因那天人多而未能与他细谈。他是幸存的最早老政协之一，一生主要从事宗教事业，影响广泛而深远，因此新华社播发的《赵朴初同志生平》中称他为“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是当之无愧的。但他又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人民政协的重要领导成员之一，他的威望和人品，受到更多人的崇敬和厚爱。

　　1998年底，我决定赴美，至少旅居一年。此事行前数月我就报告赵朴老和他夫人陈邦织了。在一次探视时，他若有所思地对我说：“美国还有许多华侨、华人，时间久了，我想你一定会交上不少朋友。问你的孩子和全家好！”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一下子想到他是九十有二的老人了，一年后又会怎么样呢？如果不是克制，差一点止不住眼泪。

　　10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我去医院最后辞行，他抚握着我的手说：“你要远行了，想了想，写了一幅字送给你。”边说边让陈邦织大姐打开条幅展看，他边念边讲：

　　病室偏饶春色，好花流入如川。（良辰喜值二千年，今年为佛教传入中国2000年）嘉音西北至，美意迓东南。（甘豫宁沪皖皆有函电致贺）深重四恩难极报，犹思贾勇余年。（四恩者谓父恩从生恩国家恩三宝恩）敢将退笔写华笺。不辞歌下里，随兴乐当前。

　　九十二生日赋答诸友调寄临江仙

　　东林同志雅正 赵朴初

　　念毕，他又说：“这首诗是答谢关切我的亲友的。我仍坚持练字，但力不从心了，笔都快握不紧了，字也写歪了。不知哪一天，字也写不成了。”

　　赵朴老的话不由得让我心里发酸，眼泪夺眶而出……陈大姐见此情景，立即把字画卷起，送我出病房门。到了门外，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反要陈大姐和陈秘书连连劝我。

　　回到家中，我讲给老伴听了，她连连摇头，说你这人感情太脆弱了，你这样泪水涟涟，对老人会有刺激，岂不成生离死别了吗？

　　天底下真有许多不幸而言中的事。一年后我从美国回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及时去医院看望赵朴老，总认为他情况尚好，晚几天探视也没有关系。谁能料到，这赴美前的分别真的成了我同赵朴老的诀别！

　　呜呼，我后悔莫及！

　　（本文作者系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人民政协报社原副总编辑、高级记者，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