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人民大礼堂：人民当家作主的圣殿（上）

　　

　　王加喜 摄

　　重庆市人民大礼堂位于重庆市人民路，坐落于马鞍山上，与中共重庆市委、市政府办公区隔街相对，通过人民广场连为整体，共同组成重庆市的政治中心。

　　大礼堂于1951年6月动工兴建，1954年4月竣工建成，是一座具有鲜明传统风格和强烈时代特征的大型建筑群，被誉为中国传统建筑形式与西方先进结构技术完美结合的杰作。由中心礼堂和东南北配楼组成。整个建筑群占地6.6万平方米，建筑总高65米，中心礼堂净空高55米，内径46.33米，圆形大厅四周环绕四层出挑座，共可容纳4200余人，后经改建，观众席改为3280座。

　　1987年，重庆市人民大礼堂载入由英国皇家建筑学会和剑桥大学主编的《弗莱彻建筑史》。在其收录的新中国43项建筑中，大礼堂名列第二。2009年荣获中国建筑创作最高奖——“中国建筑学会建国60周年创作大奖（含改扩建）”。2013年，被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入选“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成为西南大区的形象徽识和山城重庆的永久标志。

　　为记录重庆母城地标性建筑，渝中区政协组织编写了《经典越千年——重庆地标的诉说》一书。近期将选取重庆市人民大礼堂部分内容，从设计方案、建设历程以及特点成就等方面分三篇对这一地标性建设进行讲述，以飨读者。

　　方案诞生背后的戏剧性曲折

　　讲述者：陈荣华（建筑师）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西南大行政区开始运作，管辖川、滇、黔、康及重庆四省一市。鉴于当时整个西南大区一级党政群机关没有能够容纳较多人集会的场所，在招待外宾和过往干部的住房上也经常感到困难。于是，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拨款200亿元，相当于1953年流通的新人民币200万元左右，利用马鞍山与蒲草田的40亩荒地，加上新征的50余亩土地，建设一座能够容纳4000人以上的大会堂，并附设一个招待所，以满足当时客观需要。这就是大礼堂兴建的由来。

　　随即，西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拿出10来个设计方案，再精选出5个，供最后审定。

　　当时西南地区比较有名的建筑师如樊文玉、夏冬海、徐尚志、唐璞等都参加了方案征集活动。大家提出的方案，既有现代风格的，也有民族形式的，多种多样，不一而足。

　　当时，张家德在国营西南建筑公司设计部工作，但工作受到排挤，大礼堂设计方案征集通知都没让他看。等张家德偶然得知征集通知时，距提交方案的期限只剩下不到20天了。他决定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找到解放军出身的设计部副主任，在对方的支持下，闭门在家，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绘制了一幅高1.93米、长3.63米的大会堂立面效果图。由于时间过于紧迫，其他的设计，如总图，单体平、立、剖面等，根本来不及画了。但这些甚至包括各部结构方案都已在他的脑海里构思成型。

　　大概在1951年7月，方案初选前，所有的方案都挂在市建设局的展厅墙上。当张家德的立面效果图也挂出来时，立即在现场引起了轰动，大礼堂气势恢宏、巍峨壮丽的形象立马突显出来，让人眼前一亮，心灵震撼。开始，大家都啧啧称奇，赞不绝口，继而又连连摇头。有人说，这幅图作为广告画很好，但作大礼堂的实施方案“不切实际”。刚从积贫积弱旧中国走过来的人们，难以相信在刚刚解放的短时间内能够建成如此宏伟的建筑。

　　审查方案那天，张家德有事外出，没有参加。等到晚上，他和助手们回到市建设局展厅时，发现其他的方案都还挂在墙上，唯独他的方案不见了。原来，工作人员认为张家德的方案“不切实际”而擅自取下了。他们四处寻找，终于在展厅后的旧物堆里找到。当张家德捧回自己的画作时，心情异常沉重，这是他十几天付出的全部心血呀！但他不知道，大区领导对其他的方案都不满意，命运之神还给他留有一线希望。

　　命运的转折也很具戏剧性。负责方案征集工作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段云，因为方案审查没有结果而闷闷不乐，外出散心，不经意间来到了枇杷山的一个工地上。他看到一位中年男子，衣着破旧，形容消瘦，但工作热情很高，就像充了电似的，一边指着图纸，一边向身边的技术人员讲解设计和施工问题。

　　这个画面感染了段云，他走过去和这群人攀谈起来。交谈之中，张家德的助手对张家德方案落选愤愤不平。段云听后为之一怔：还有落选的方案？是怎样的“不切实际”？他当即对张家德说：你马上把方案带到我办公室，我要看一看。

　　当天晚上，当张家德夫妇一左一右把大礼堂的巨幅彩绘图刚一展开时，段云立刻眼前一亮，连称：好图，好方案，难得的好方案！段云虽是老革命，但曾留学日本，有一双辨识珍品的慧眼。他当即打电话给贺龙，正好邓小平他们在一起开会。会后几名大区领导人立刻来到段云办公室。当他们看到这个“落选”的方案时，都很惊讶和兴奋。贺龙评价说：庄严宏伟大气！邓小平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方案，又是民族形式的，建成效果一定很好，一定可以超过美国国会大厦！张家德耳聋，他只看见人们赞叹开心的表情，但邓、贺等人的评价都记录在张家德夫人当天的日记上。

　　大礼堂方案审查时，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不在重庆。事后他通过手写转达了对这位“聋子工程师”的谢意：感谢他构思出来的大会堂既庄重宏伟，又有磅礴的气势，一种可以雄踞百年的气势，这正是我们想要的大会堂。

　　张家德正是在这种时间急迫来不及完善全部方案的情况下，用这幅足以震撼人心的立面效果图，出奇制胜地赢得了三位开国元勋的一致赞识和鼎力支持，在众多的应征方案中脱颖而出，不断完善，最终建成。

　　需要强调的是，张家德的方案之所以能被选中，绝非仅仅是外观上的壮美，还因它深刻的文化内涵。对张家德而言，这既是一种政治热情的释放，也是一种文化自信的体现。对于独具慧眼和远见卓识的大区领导人和其他受众来说，他们从张家德的方案中看到了广大人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辉煌愿景；看到了新中国各项事业蒸蒸日上的磅礴气势；看到了人民政权屹立不倒的崇高永恒；看到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欲以平等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坚强信念。正是张家德的方案高度契合了作为当时文化主体的广大军民的群体心态，做到了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才能成为“用民族建筑形式歌颂新生政权的一曲壮美赞歌”。正如梁思成评价，“重庆市人民大礼堂是1950年代中国民族建筑形式具有划时代里程碑意义的典型代表”，成为西南大区不朽的丰碑和山城重庆永远的标志。

原文链接：http://www.cqzx.gov.cn/cqzx_content/2021-09/02/content_1022485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