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琳瑚：一位真诚信仰马列主义的教育家

　　

　　陈琳瑚（1918—1980），历任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教务处长，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教育局长、党委书记。他与宣传教育工作者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和深厚的友谊，以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为党的宣传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上海普教史上，陈琳瑚是一位卓越的领导人。在社会主义教育初创阶段，他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与实践，为上海教育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的为人、修养、敬业精神和工作作风，在上海广大校长、教师心中，留下了极好的口碑。现在我们进行“四史”学习教育，陈琳瑚是绕不过去的人物，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一，他的资历很深。他1935年在北平参加“12·9”运动，1936年10月入党。1937年进延安“抗大”。在“抗大”期间，曾受到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的接见。毛主席问：“你什么学历”？陈琳瑚答：“学历不高，只有高中。”毛主席说：“在延安抗大，高中文化程度就是一个大知识分子。”这位“大知识分子”在“抗大”结业后，分配给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当秘书。1938年底，他被派往山东，先后任中共山东省青联主任、山东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秘书长等职。1942年起，又担任山东清河区党委、渤海区党委委员、宣传部长。1949年调上海工作，先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高教处处长，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教育卫生工作部副部长，市教育局局长，党组书记等。是上海第一至第五届市人大代表，上海第一至第三届市委委员。

　　其二，陈琳瑚从1954年4月至1964年11月，担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长达10年之久。新中国以来至今15位市教育局长、市教委主任中，是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尤为可贵的是，陈琳瑚对初创时期的社会主义教育，作了大量的探索、实践与研究，为上海这一时期的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其三，陈琳瑚在普教界执政的10年期间，政治运动不断，“左”的思潮抬头，他能始终坚持独立思考，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有思想、有个性，以坚定的政治信念和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扎根于广大校长和教师，倾听来自民主党派人士的呼声，保护了一大批干部、群众。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一位真正共产党人对事业的忠诚，坚强的党性和高尚的人品。陈琳瑚任职10年，他当时所处的背景是他既要讲发展，又要抵制极“左”思潮。看看他是怎样抓工作的：

　　1.在工人住宅区大量兴建中小学校，从1954年至1963年，上海每年新建或改建中小学幼儿园一百多所。其发展速度之快，难以想象。陈琳瑚时时想着工农子弟的入学，他经常到控江、曹杨、漕河泾等工人住宅区看望基建工人，关心学校基建情况。一位市教育局局长，直接过问中小学基建，这在当时的高层领导中，很少见。

　　2.为了大力发展中小学教育，积极贯彻面向工农开门的方针，陈琳瑚从学校布局、招生政策、缓解入学矛盾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举四个例子。

　　其一，中小学生数量发展情况。1949年上海中学生在校学生数7.9万人，1956年中学生在校学生为25.36万人，增加3.21倍；1949年全市小学生在校人数48.17万人，1956年发展到114.3万人，增加了2.4倍。

　　其二，尽管中小学学校数量不断增加，仍有大量工农子弟不能入学，老百姓来信来访很多。1955年这一年暑假，市教育局一天接待上千名来访者，两个月共接待1.8万人次，处理人民来信4000多件。陈琳瑚在1955年就成立了市教育局信访接待室，他亲自参加接待。从老百姓的疾苦声中，他制定了穷苦家庭减免学费政策（当时小学一个学期的学费是人民币旧币6元，初中9元，高中12元，这是一笔不小的家庭支出），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其三，为了扩大高中学生招生数，陈琳瑚采取了几条对策措施：一是扩大班级学额，多招学生；二是举办夜中学；三是推广市东中学经验。当时吕型伟担任市东中学校长，陈琳瑚多次到市东中学，推广学校采用“三班二教室”的办学模式，也即用30个教室招收45个班级的学生。

　　其四，大力动员工矿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街道里弄兴办民办学校。调动各方面的办学积极性，扩大中小学生的招生数，缓解中小学生入学矛盾。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吴佩芳和她的事迹《鸡毛飞上天》就是在这一时期诞生的。这里还有一段插曲：1980年12月6日，当吴佩芳带着一篮子鸡蛋到宛平路看望陈琳瑚，正好看到医生紧急抢救的场面，吴佩芳当场失声大哭。第二天，她最敬仰的领导英年早逝。

　　3.陈琳瑚不仅关心劳动人民子女的入学，还多次深入工厂、农村，了解和关心工农的扫盲教育和文化补习。1959年11月19日，他到上钢一厂召开座谈会。工人师傅告诉他：在工厂，总归是“生产第一，学习第二”“生产任务这么重，哪来时间学习？”陈琳瑚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提高劳动生产率，做到增产不增人，关键是搞扫盲，搞职工教育，实现工人阶级知识化，工人知识化后搞技术革新。”他动情地说：“文化促进技术水平的提高，文化不提高，提高劳动生产率很困难。不要把生产和学习割裂开来。”由于陈琳瑚的积极倡导，上海的厂矿企业和郊县农村，掀起了工农业余教育的高潮。

　　4.陈琳瑚还积极创导兴办农业中学。这里也有一段插曲：吕型伟自1956年调市教育局担任市教研室主任后，受陈琳瑚委托，来到青浦赵屯农业中学蹲点。吕型伟与农业中学的领导和教师一起，发现青浦很适宜草莓的种植，就在学校开展种植草莓的实验。由于种植草莓，赵屯农业中学出了大量技术人才，赵屯从此摆脱了贫困。

　　这一时期，针对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需要与可能，数量与质量之间的矛盾，“左”的思潮一直在干扰。陈琳瑚的态度很明确，他坚定地说：“每个干部要有全局观点和全面规划思想，要分清主次轻重，先后缓急，不仅要看到需要，而且要看到可能；既要反对不问主客观条件一拥而上，想把一切事情一朝办完的急躁冒进思想，也要反对满足于现状，停滞不前的消极保守思想。”说得多好呵，在当时这样的环境下，始终做一名清醒的革命者，是多么不容易！

　　作为一名市教育局长，陈琳瑚始终抓教学，抓教育质量。他抓了几件大事，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是抓住了根本，抓住了方向。

　　一是抓全日制中小学工作条例的起草制定。1960年，针对“大跃进”运动带来的浮夸风，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从1961年起，在陈琳瑚的主持下，组织了一套工作班子，起草《上海市全日制中学工作条例（草案）》（即50条）、《上海市全日制小学工作条例（草案）》（即40条）。这两个条例代表了当时人们对教育规律的认识与探索，其中有许多是群众的创造。这两个条例的思想与精髓，后来为教育部所汲取。

　　在这两个条例思想的指引下，从1963年至1966年，上海中小学校教育质量全面提高，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一时期中小学校是贯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每个学生的个性也得到发展。今天我们提倡实施素质教育，可以从研究这一时期的教育提供有益的思路。

　　二是针对当时“左”的思潮，展开了几场大的争论。争论一：学校是以教学为主还是以强调政治、强调劳动为主？

　　当时，上海许多中小学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片面强调劳动，劳动安排就多了；片面强调政治，政治活动就多了；片面强调科技，科技活动又多了；强调文化知识，又出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搞形式主义，盲目跟风，这在当时较为普遍。陈琳瑚敏锐地发现，这里出现了偏差。他鲜明地提出：“学校是教学机构，是通过教育教学活动培养人的。以教学为主，是由中小学校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就好比工人要做工，农民要耕地，是一个道理。”他又强调，“学校中搞劳动、搞科技、搞政治活动，都是必要的，但最中心的工作还是教学。学校搞各种活动要注意学校的特点，不要妨碍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用今天的眼光看，陈琳瑚讲的是常识，要把常识融合进学校工作，在当时是多难！

　　在1961年9月召开的全市教育行政干部大会上，陈琳瑚把自己所做的大量调查研究材料，向大家作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报告，如春风化雨，滋润了广大干部的心田。

　　争论二：学校教学和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关系？陈琳瑚的观点很鲜明：“在学科教学中要把政治思想教育糅合进去，但是，忽视学科特点，忽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训练，片面强调政治思想教育。这种状况必须扭转。”他再三强调，“学科教学和政治思想教育，既不能把两者割裂，也不能硬联系。割裂是错误，生硬机械地联系也是错误。”

　　在1961年，上海语文界开展了两场大规模的讨论，一是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是什么？二是语文教学中的“文道之争”。当时，上海语文界有一部分教师，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陈琳瑚以一位与会者的身份参加了讨论。他当时发言的提纲是：语文课的主要任务是让学生学会和掌握祖国的语言文字，正确地使用语言工具，培养他们的阅读与表达能力。并通过语文教材的熏陶与感染，培养学生正确的观点，健康的思想情感和高尚的品德。政治思想教育不能离开语文而强加到语文课上来完成。语文教学中贯彻思想政治教育，在于把语文本身的主题思想讲清楚，把文内突出的人物、主要的事实、先进的思想交代清楚。

　　于漪老师当时参加了这两场讨论。60年后的今天，于老师说：“陈琳瑚的话，如春风化雨，拨云散雾，真是点点滴滴入心头。”

　　陈琳瑚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非常讲求领导艺术。他讲话、做报告从不要秘书代劳。陈琳瑚的小儿子陈韬回忆说：“有时，我半夜二、三点钟起来上卫生间，看到父亲还在起草报告。他在一只墨绿色的台灯下，一边书写着，一边抽着烟。”由于经常伏案熬夜，陈琳瑚的写字台上留有一些被烟头明显烤焦的痕迹，他的毛衣、棉袄袖口上也经常被香烟头烧成大洞。由于讲稿是亲自撰写，他的报告富有感染力。曾经做过向明中学语文老师、后担任市教育局党办主任、市教育工会主席的江晨清，曾动情地说：“陈琳瑚的报告没有官话、套话、废话，每次听他的报告，都是出神入化，被他的每句话深深吸引。听他的报告是一种享受。”

　　陈琳瑚身上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征”，就是他走到哪儿都带着一个大皮包。他反对文山会海，讨厌整天坐在办公室里，这个大皮包就成了他的“流动办公桌”。白天，他带着大皮包到基层调研；晚上，他从鼓鼓满满的大皮包里拿出文件，阅读批改，思考问题。曾担任过卢湾区教卫部长、上海教育学院党委书记，后担任上海市教育局长的姚庄行，深情地回忆说：“每次听陈琳瑚的报告，我喜欢坐在前面。只见他把一只非常大的公文包往桌子上一放，只要看到他这个动作，我知道他的报告一定精彩。”

　　陈琳瑚富有领导艺术，善于与知识分子交朋友。他兼上海教育卫生工作部副部长，与文艺、体育、教育、卫生的许多著名人士都成为非常好的朋友：电影界桑弧、沈浮、温锡莹、曹铎等老导演和老演员都是陈琳瑚的好朋友。文学界巴金大陈琳瑚14岁，但他俩是至交，陈琳瑚经常在中秋节、春节去看望巴金，俩人一谈就是一个下午。足球界张正友、赵光华、李桂福、朱正芳、王后军虽然彼此年龄上相差不少，但他们都与陈琳瑚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1963年陈琳瑚带上海足球队赴越南访问（这是陈琳瑚一生中唯一一次出国），受到胡志明、范文同等越南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足球界许多著名人士缅怀起陈琳瑚，都怀着极为深厚的感情。陈琳瑚一度兼上海市中小学预防近视眼委员会主任，他与眼科专家张镜人很快交上了好朋友。有人评价：陈琳瑚是“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交一行朋友。”

　　陈琳瑚善于与教育界人士交知心朋友，这件事发生在1956年，当时陈琳瑚邀请了南模中学赵宪初、市西中学赵传家、市三女中薛正等校长开了一个八位著名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这些校长深知陈琳瑚的为人和人品，在他面前讲话毫无顾忌，纷纷就学校工作中的忙乱现象，党员干部工作神秘、脱离群众，以及非党校长有职无权等现象，提出了尖锐批评。陈琳瑚把会议纪要呈报市委，引起了市委高度重视。

　　陈琳瑚出身官僚资本兼地主家庭，他从这样一个家庭背叛出来，因此，他对自己的子女要求非常严格，要求他们艰苦朴素，吃苦耐劳，对党对人民忠诚。陈琳瑚小儿子陈韬对笔者深情地讲述了几个小故事。

　　故事一，学会洗衣服补鞋子。陈韬12岁时，父亲就把保姆辞退了。父亲要求子女学会自己洗衣服。那些年，陈韬经常帮父亲陈琳瑚洗人造棉藏青色衣服。这件衣服秋天当外套穿，冬天作为棉袄罩衫用。冬天，人造棉碰到水就硬邦邦的，非常难洗。小陈韬不久就学会了洗衣服。陈韬喜欢踢足球，一双球鞋，踢了三五次就坏了。没办法，陈韬就和哥哥陈达成（14岁）一起补鞋子。有一次，父亲看到陈韬弟兄俩在补鞋子，问：“你们怎么学会补鞋子”？弟兄俩答：“我们经常看弄堂口修鞋师傅怎么补鞋，多看看就学会了。”陈琳瑚听后非常高兴，连连称赞两个儿子艰苦朴素，学会一门手艺了。

　　故事二，穿着补丁鞋逛市少年宫。1960年“六一”儿童节，陈琳瑚对陈韬说：“今天带你到市少年宫参加荧火晚会”。陈韬高兴极了。他想找一双像样点的鞋子，但找来找去找不到，几双鞋子都是打补丁的。最后选了一双黑色布鞋，鞋子的脚趾处打了士林布的补丁。陈琳瑚带着儿子到了市少年宫，一位少年宫主任接待陈琳瑚。一位大队辅导员对陈韬说，“我带你到大草坪去走走”。陈韬不愿去，他怕穿着打补丁的鞋给别人看见（陈韬对笔者说：那时他虚荣心很强）。大队辅导员又说：“我带你到少年宫各个大厅走走，那里有许多好玩的东西。”没法子，陈韬只能跟着大队辅导员走。在大厅的吊灯聚光下，陈韬的打补丁鞋很快露馅了。大队辅导员对陈韬说：“你家里难道找不出一双好一点的鞋吗”？陈韬的脸上火辣辣的，内心感到难受。陈韬说：这是他一辈子都难忘的事。但在父亲看来，这类事情算不了什么。1974年，从部队复员到工厂的陈韬24岁，他第一次花八元钱到徐汇调剂商店买了一双旧皮鞋，了却了想穿一双好鞋子的心愿。现成为国内著名楹联专家的陈韬，将以上细节告诉笔者，坦言说一点不后悔，这是他父亲身教重于言教的闪光印记。

　　曾担任市教委教研室党总支副书记的纪延霞对笔者讲了几个“文革”前发生的故事。那是1966年2月，上海成立了“文化革命工作组”，陈琳瑚担任工作组组长，纪延霞担任工作组成员（当时一些大学抽调了部分党性强的后备干部）。陈琳瑚带了10多位同志进驻同济大学。同济大学准备安排工作组成员吃“小食堂”，陈琳瑚坚决不同意，他说：“我们是来搞调查研究的，绝不能吃‘小食堂’，大家都到学生食堂去吃。”就这样，没有一位工作组成员到“小食堂”吃饭。

　　工作组在陈琳瑚的带领下，兢兢业业地工作。他们白天开调研会，晚上整理材料，几乎每天搞到深更半夜。纪延霞说：“陈琳瑚是‘严父慈母’，他和我们一样，没有一天休息。我第一天看到他时，我是仰视他的，因为他是一位党的高级干部；与他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我从内心敬仰他。我从陈琳瑚身上，看到了一位真正高风亮节的共产党人！”

　　在陈琳瑚带领下，工作组一边学习掌握政策，一边搞调查研究。在几个月中，他们对所接触的每一位同志态度非常亲和，没有对任何一位同志下过不好的结论。纪延霞说：“当时我胆子比较小，陈琳瑚几次对我说：‘小纪呀，工作时胆子大一点，我们下来工作，不是来找别人岔子，而是来学习的，来调研的。”

　　1966年“文革”开始后，陈琳瑚一下子被打成“罪人”。写他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他在监狱里被关六年零三个月，始终保持了一位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直至1975年4月才被放了出来。他从监狱出来之时，全身浮肿、头发花白，两眼几乎失明。过去那位精神饱满、英姿勃发的人完全变了样。那年陈琳瑚才57岁。

　　粉碎“四人帮”后，陈琳瑚重回教育领导岗位，担任市政府教卫办顾问。虽然身体很差，但他仍抱病工作，直至逝世前，他还在阅读文件。1980年12月7日，陈琳瑚病逝，年仅62岁。上海教育界、卫生界、体育界近千人参加了他的追悼大会。有多少人，在他的遗像前，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痛惜的泪水。一个人，生前积下了极好的口碑，逝世后树起了一座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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