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生态优势为发展优势——全国政协“推动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远程协商会综述

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改革任务，是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大制度安排。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快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让保护修复生态环境获得合理回报，让破坏生态环境付出相应代价。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拓宽绿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的路径，为子孙后代留下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
2021年，中办、国办出台《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并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纳入长江经济带发展等重大战略。目前全国已有20多个省份相继印发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实施方案、行动方案等政策文件，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正在形成。
但值得注意的是，相关工作中仍存在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以及中央文件的理解认识不足、政策衔接和部门协同不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市场路径偏弱、相关试点比较分散等问题，亟待研究解决。
9月8日，全国政协召开“推动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远程协商会，在全国政协设置主会场，在浙江、广东、贵州三省政协设置分会场，组织政协委员、专家围绕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与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深入协商，有力促进各方凝聚共识，全面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取得新突破。
强化标准解决“度量难”问题
根据有关技术规范，生态产品是指生态系统为经济活动和其他人类活动提供且被使用的产品，包括物质供给、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三类，虽然也给出了生态产品目录框架，但各方对生态产品的范围、外延还是存在不同观点，对服务类生态产品怎么被使用，实现到什么程度，也缺乏清晰的路径和科学合理的度量，导致生态产品总值核算及应用、经营开发、保护补偿等都缺乏坚实的基础条件。
在委员和专家们看来，解决生态产品“度量难”问题，摸清生态资源“家底”，管好生态资产“家产”，算好生态资本“明白账”是基础，应做好相关研究，尽快形成生态产品目录清单，鼓励开展生态产品总值（GEP）核算试点，推动核算结果应用，量化区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程度。
在浙江分会场参会的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政协主席黄莉新建议制定自然资源确权的品种类型、技术标准、制度规范，明晰产权主体，科学合理评价生态产品价值。建立可度量可核算的上下游生态保护补偿标准和办法，构建跨区域、跨流域、跨领域的共建共保共享机制。
全国政协委员、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主任高吉喜提出，在现有公共性生态产品、经营性生态产品、准公共性生态产品的基础上，根据自然资源的属性、自然资源的权益人和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等进一步细化生态产品的类型，并据此建立起权责关系分明的生态产品保护、利用与交易政策保障体系。
在广东分会场的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原厅长鲁修禄关注的是GEP的核算及应用问题。在他看来，探索实施GEP核算及其结果应用，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基础和关键环节。据他介绍，目前国家已部署在广东、北京等地分别开展7类生态系统试算，其中深圳2014年即开始在盐田区探索GDP和GEP双核算、双运行、双提升的工作机制，2021年建立全市核算体系，现已实现GEP进考核、进项目。
“但当前GEP核算及应用还面临核算工作难度大、核算方法待完善、核算结果应用窄等问题，应加快GEP与已有生态价值实现途径的衔接，完善核算规则和方法。”鲁修禄建议开展全国统一的GEP核算，按各省核算要素、规模等划分为几类地区，由中央财政在每年转移支付资金中确定一定比例进行转移支付。同时，由国家统筹研究不同类型、区域的参数，各地根据实际规范选取，使核算结果具备地区间的横向可比性、年际间的纵向可比性。
“生态保护和修复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应研究制定生态保护修复规划设计、工程实施、后期管护、监测评估、适应性管理等标准体系，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机制，支撑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整体改善和优质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全面提升。”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碳中和研究院院长朴世龙表示。
完善机制解决“转化难”问题
身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黄杜村视频参会的全国政协常委、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成岳冲，为大家讲述了黄杜村通过种植安吉白茶，用“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的故事。
其实，不只黄杜村。这些年来，湖州大力推进生态与产业深度融合，探索形成了一批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的典型。如聚焦生态修复，回乡大学生利用废弃矿坑开设网红“深蓝”咖啡店，让“打卡”变“刷卡”；聚焦生态文化，把经济薄弱的夏阳村变成“长三角绝美露营基地”，实现“流量”变“留量”；聚焦生态调节，创新开展竹林碳汇等做法，将毛竹产业变成富民产业，让“颜值”变“价值”。
贵州等西部省份也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重点推进生态产业化。在贵州分会场参会的全国政协委员、贵州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分享了怀仁用红缨子高粱托起1400亿元酱酒产业，发挥“公园省”优势打造5000亿元生态旅游产业，依托辣椒、刺梨、中药材等优势培育起870亿元生态食品产业和1200亿元健康医药产业的成功实践。
“这种把生态环境作为生产力要素融入现代经济体系，加快推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不断丰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的做法值得推广。”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金南表示，应把生态治理和发展区域特色产业有机结合起来，创新生态环境导向开发模式，合理有序发展关联产业，形成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为核心的生态经济新路径。
黄莉新建议继续深化“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支持重点生态功能区做好“土”“特”“产”文章，通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更好地推动共同富裕。
“目前各地都在探索开展森林碳汇、竹林碳汇、湿地碳汇等交易，但由于缺乏统一计算方法，相关交易仅限于区域内循环，增值收益空间有限。应加快开放自愿减排交易市场，进一步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成岳冲说。
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水利厅厅长叶敏建议总结深化“福林贷”、“林权抵押按揭贷”、“林业碳汇指数保险”等经验做法，建立“资产＋”绿色融资模式，推动生态资源权益及其收益权等质押融资模式创新，持续提升绿色金融服务能力。
身处北京市永定河官厅水库库区的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谷树忠强调了加强风险防控的重要性。“要强化市场监管和政策引导，防范市场主体无序扩张或同质化恶性竞争。推动以生态资产预期收益权抵押贷款，防止生态资产流失。”
科学补偿作好利益分配“大文章”
生态产品保护补偿作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重要路径，通过正向激励和负向约束双向发力，确保生态环境保护修复获得合理回报，生态环境破坏付出相应代价。
会上，多位委员和专家围绕推动完善纵向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推动建立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健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推动生态保护补偿立法等问题建言献策。
镜头切换到被誉为“千古第一村”的抚州市流坑古村，全国政协委员、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郑斌勇出现在那里。他详细介绍了江西省作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和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省份，如何围绕生态保护补偿，主动探索、积极作为，也坦陈了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困惑。
“综合性、市场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不健全，存在补偿工作分散化、补偿资金碎片化现象，长江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缺乏整体性。”郑斌勇说。
他认为，应加快生态保护补偿专项立法进程，推进各部门单项补偿机制有效融合，实现由“分散”补偿、“部门”补偿转变为“统筹”补偿、“统一”补偿。同时，建立科学的生态保护补偿计算标准，更多引导生态保护地区发展优势生态产业，加快发展“生态＋产业”，由单纯的“输血式”资金补偿转变为“造血式”可持续补偿。
赵永清建议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和生态治理价值提升机制，推进碳排放权、排污权、用能权等交易，将生态功能贡献纳入财政转移支付，将重点生态功能区省份在矿产资源开发中留下的废弃矿山及塌陷区纳入国家生态修复示范工程范围。
在会上作相关调研和网络议政情况综述的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车俊也提出，应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推动建立跨省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促进流域上下游共抓大保护和区域协同发展，完善多元化投入机制，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和生态产品供给。
“除了完善生态保护补偿，建立公平合理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分配机制也十分重要。”高吉喜提出，公共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后在不同群体间的合理分配机制和制度不健全，会导致公众参与积极性低、市场机制难以建立。应保障所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参与者的贡献得到回报，包括技术贡献、创意贡献、劳动力贡献等，同时健全利益分配和风险分担机制、信息公开机制等，防止生态资产过度资本化，做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后半篇”文章。（吕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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