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吹过的夏天

　　

　　我住进县城那家小旅馆时，已是凌晨1时多了。

　　县城那家小旅馆的老板跟我说，过了半夜，住店价格会给我打6折，于是我就磨蹭着去县城闲逛，捱到了半夜才去登记住店。

　　这天是1990年夏至，我身处的北半球，一年之中白天最长黑夜最短的一天。这天我写了关于夏天的3首诗，把诗歌手抄本拿到县城去给杨看一看，同时让在县政府上班的诗人何哥指正。日落时分，西天的晚霞把白天燃成了灰烬，回江南小镇的渡船已经停航，我只有住在县城了。

　　杨是我在县城的恋人，她母亲是裁缝，在县城里做服装生意。杨看中的是我的一点所谓的才华。那是文学发烧的年代，在县城灰尘滚滚的马路上走路，手臂里夹着某某诗刊某某纯文学杂志目光火热带着傲气的文学青年们，是县城的宠儿。我在与县城隔一条大江的一个小镇工作，起初是小出纳，不久成了办公室文书。

　　夏至那天的骄阳，把县城的沥青路烤得快融化了。我走在马路上，如陷入了泥泞之中，黏糊发烫的沥青把我一双凉鞋的鞋后跟也扯断了，凉鞋成了拖鞋。按照事先约定的接头暗号，与杨在她家楼下对面的老巷子里会合。老巷子里青苔漫漫、凉风习习。杨见我趿拉着的鞋，急了，她说：“这是县城，你咋这样吊儿郎当的，诗人更应该讲端正啊。”我还没来得及把新写的诗歌拿给杨看，她便带着我去一家鞋店新买了一双凉鞋。

　　在老巷子那棵枝叶参天的黄葛树下，杨看了我新写的诗，沉默了。我心有不甘，问她，到底咋样嘛，我准备邮寄给省城的诗刊。省城诗刊的编辑，那位喝酒后骑在雕塑上以为自己骑着战马的大胡子诗人，也是从县城走出去的。我给大胡子诗人写了一封谦卑讨好的信，请他百忙之中看一看并提出宝贵意见。

　　杨的沉默，让我之前的热情，也燃成了灰。以前可不是这样的，每逢我写了新诗，第一时间交给杨看，她满是赞誉之词。对她的赞誉，我心理上已经有很深的依赖了。她不肯定我，还有谁呢？那些年，县城里的文人们说，我写的诗，还没入门呐。我明显感觉，县城有一道看不见的城门在排斥着我。

　　杨说，我们好好谈谈。

　　那天，杨跟我说，你这样昏天黑地的写啊写，也总不是个办法啊！你把写诗当作业余爱好吧。

　　我咬着牙，心里憋着一口气。我目光灼灼，凝视着杨说，我要写一个大的，震惊县城。杨问我，有多大，把县城谁震惊了？

　　我一拳砸在黄葛树上，树皮没破，我的拳头是血。

　　一路闷闷不乐。杨在老巷子里买了一个芝麻烤鸭，她塞给我嘴里一块。一坨鸭肉，我吃得胸腔里一颤一颤的。

　　1990年夏天，我邮寄给省城诗刊的诗歌退稿了。蓝色稿签上，是大胡子诗人如中药房老先生开具处方签上龙飞凤舞的字迹，大意是，继续努力，诗神在诗歌殿堂召唤你。1990年夏天，我在一本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散文，那本刊物叫《北极光》，是茫茫大兴安岭掩映之中的地级纯文学杂志。我捧着刊物赶往县城给杨看了，一双梅花鹿的眼睛在我身上闪烁，她说，好！好！我说，我要写个大的。1990年夏天，在县政府工作的何哥，做出一个石破天惊的举动，他辞职下海去做服装批发生意了。

　　1990年8月，我21岁生日那天，第一次去县城里杨的家，菜很丰盛，家人热情，没说一个关于我写作的字。杨的母亲说，我同杨的爸爸在她3岁时就离了婚，你好好待她。生日那天下午，县城里下了一场铺天盖地的雷阵雨，“轰隆隆”的雷声中，娇小的杨抓住了我的手。霹雳雷声瞬间贯通了我的肺腑，让我明白，在尘世里，我只是一个肉体凡胎的俗人。

　　一只夏蝉，在夏天最后的浓荫里，完成了它的嘹亮歌唱，等待明年夏天的重逢。

　　3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我至今没写出一个大的东西来为我压惊，关于写作的炉火，只是一直没燃尽而已。我也再没跟杨提虚劲了。杨眼角低垂，小小的皱纹爬了上来。在尘世，杨成了我平凡的妻子，相看两不厌的亲人。

　　今年初夏，遇见当年的文学青年何哥，他体重160斤了，是有钱人。我同何哥喝了一顿酒，不经意中聊起了那些年在县城为文学发狂的岁月，何哥起身，伸了一个懒腰。我见他眼角上，漫起一层湿润的光。

　　（李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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