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建藏 一生无悔——1962年上海108位教师援藏记

　　

　　在上海开设内地西藏班，开启“组团式”教育人才援藏和“援藏援疆万名教师支教计划”，远程教育平台实现沪藏间、西藏不同学校间教育资源远程共享……1985年以来，“智力援藏”“教育援藏”随着计划规模的持续、扩展而成为常用词。一批批远赴边疆的支援者受到赞颂。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教育援藏之路却筑于上世纪60年代初，“工程队”由108名上海师范学院、上海中等师范学校和上海幼儿师范学校毕业的师范生组成。只是，他们在艰难跋涉中高擎的旗帜上写的是：教育建藏！

　　母亲为儿赶制棉衣

　　西藏，1950年和平解放，由于历史原因，直至1959年才开始民主改革。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推动西藏教育快速发展—由“民办为主，公办为辅，民办公助”，逐步加大力度创建各级各类公办中小学。1960年后，拉萨中学发展成为西藏第一所完全中学，大部分地、县有了1-2所公办小学。西藏社会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急需包括教师在内的各类人才。

　　慷慨的上海把最优秀的师范生—未来的教师贡献给了西藏。

　　“哪里需要、哪里艰苦去哪里。”是1960代青年的豪言壮语。

　　1962年，全市师范院校应届毕业生在自愿报名、家长同意的基础上，经组织“优中选优”遴选出立志“教育建藏”，誓将青春奉献给西藏民族教育事业的“108将”。

　　师范毕业的徐文达对本刊忆及：“好儿女志在四方”是当年青年人的信念。在听了支援边疆文教建设的报告后，他和七位同学就报了名。学校给他三天假，再三叮嘱：“你要仔细考虑清楚，而且必须征得父母同意。”他父亲赞同儿子的选择，母亲起初一再反对，可她知道无法改变儿子的决定，便悄悄流着泪替儿子赶制起棉大衣……

　　他还谈及“108将”中，像叶静、马娟华那样已知被分配进名校，仍毅然放弃留沪，积极报名，任组织挑选的同学不在少数。

　　火热青春激情满怀

　　1962年8月14日，上海各大报纸刊发消息，报道本市各师范院校、体育学校、音乐学校一批应届毕业生，将于当天和次日“兴高采烈奔赴新疆和西藏”。参加当地“文教建设事业”。

　　在200多位远行者中，有108位前往西藏。8月15日晚，他们汇集到北站，在“锣鼓喧天，红旗招展”的热烈气氛和人山人海中挤上火车，与家人和上海道别。列车启动，“108将”激情满怀踏上进藏路。大部队乘火车三天三夜，到达兰州，休息三天，继续乘火车抵甘肃柳园。两天后，进藏路开始换乘解放牌敞篷卡车，以行李为椅，一路颠簸、风尘仆仆抵达青海格尔木。进入高原地区，不断有人出现头疼、呕吐等高原反应。

　　王国基体检出现异常，医生告知“血压过高，不能进藏！”并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自格尔木起，海拔一路爬高，空气稀薄，气候恶劣，你血压太高会有生命危险！”劝他留下来：“组织上会考虑给你就地分配工作的”。可是，王国基坚定地说:“不！我要进藏，绝不半途而废。”

　　叶静和冯德芳等20多人经体检，也血压过高或偏高。张云龙，腹部手术不久，伤口未痊愈，又发炎。医生警示：有的不能进藏！有的需就地休息、观察，视情况而定。

　　20多位“病号”都发誓：“绝不能半途而废”！最后，他们被安排乘坐戏称“病号车”的大巴，冒死翻越昆仑山、闯过“鬼门关”五道梁、征服海拔5700米的唐古拉山口，上海师院的蔚晓霞硬是在昏迷中靠吸氧战胜了死神。“108将”终于在9月11日到达拉萨。开启他们践行理想的艰苦创业之路。

　　奉献青春艰苦创业

　　1960代初，相继创办的公立学校大多连校舍都没有，或借原旧西藏贵族的私家园、旧藏兵兵营、寺庙空房，或破旧的土坯民房、牦牛帐篷。没有教材，师资缺乏，学校管理随意，教育质量尚未提上日程。

　　叶静、张云龙、沈云来、王文娟、陆剑松、沈远超、刘必洋等留在了拉萨，被分配到自治区工筹委直属机关实验小学和交通厅子弟小学。实验小学，其实也只是幼儿园的“附属班”。校舍是原旧西藏贵族的私家园，教室是四根柱子撑起的藏式土坯房，操场沙土铺就坑洼不平。

　　他们分别教语文、数学、音乐、体育、美术。实验小学的“语文、算术教研组”实力加强了，西藏也有了第一个小学“音体美教研组”。

　　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除汉语文和算术外，其他学科都没有教材。学校唯一的教学设备是一架五音不准的脚踏破风琴和一个破烂的木制篮球架。教材靠自己找资料编，教具、器材由自己制作，自己动手平整操场和挖沙坑，去流沙河背黄沙。

　　新中国的小学理应有健全的少年先锋队组织。但是，那时新西藏的小学只有拉萨实验小学成立了少年先锋队，而让这群新来的上海老师惊愕、哭笑不得的是少先队竟沿用旧西藏藏军的鼓号。

　　张云龙接过大队辅导员工作，从培养鼓号手，健全少先队组织体系着手，手把手帮助中队辅导员和少先队员开展适合少年儿童天真活泼、丰富多彩的少先队活动，使实验小学少年先锋队逐步走上正轨，并推动了全西藏的少年先锋队组织的建设。当年，实验小学和交通厅子弟小学的夏令营和周末登山越野活动，在张云龙和刘必洋两位老师带领下开展得轰轰烈烈。

　　上世纪70年代前后，叶静、张云龙、王文娟、陆剑松、沈远超、刘必洋等陆续走上拉萨各中小学校长或教导主任教育教学管理岗位，面对西藏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局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实践。

　　叶静任拉萨实验小学校长后，以《德育为首，五育并举》为方向，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率先在学校建立了升国旗、唱国歌制度；开设了“第二课堂”；实施从小学起始年级开展“双语教学”（藏汉双语）的试点和创办了西藏第一所“家长学校”；改革考试制度，推动了西藏教育改革和发展，为进一步全面提升西藏的教育质量奠定了基础。

　　她在藏坚守了38年，教过的学生数以千计，有的已是自治区或拉萨市领导，有的已是作家、演员、医生、教师、科技工作者、公安战士。

　　在毗邻阿里、需全年穿寒衣的那曲申扎县，上海姑娘马娟华被安排到县府办公室当文书，不久又下基层到“卓瓦区”。下乡骑马、住没门的土坯房、每餐吃酥油糌粑，从马上摔落过、被藏獒咬过，遇到的困难难以想象。多年后，她被调回县里负责全县的教育工作，又在全县唯一一所帐篷小学当起了汉语兼职教师。她把这一切困难看作是磨炼，无怨无悔。

　　学好藏语、攻克语言关，是汉族老师遇到的难题。江孜中学马菊英的体会颇具代表性。刚进藏，她只会讲一句藏语“不要讲话”。上课前一天她向藏族老师求教，把藏语标在算术题上。上了几天课，学生反映很多地方仍听不懂。于是她急中生智，要求学生课堂纠错，平时多与学生交流藏语。一年多后，马菊英已能在公开课上全程用藏语教学了，获得藏族老师啧啧称赞。

　　在那曲工作的徐文达在他的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我的教师生涯与那曲的教育同时起步”。

　　他是初中预备班班主任，任教汉语、数学。寺庙里昏暗潮湿的教室，既没有窗和课桌椅，也没有讲台，只有一块黑板。上课时，学生席地盘腿而坐。

　　新校舍落成后，泥地、泥墙的教室虽然变大变敞亮了，但仍没有课桌椅、讲台。他与学生们课余就地取材用泥巴打土坯，在教室里垒起40个大小墩子，大墩当课桌，小墩当凳子，更大的墩子当讲台。

　　他把那曲地区第一届初中生，视为那曲的希望和未来。

　　27名幼师毕业生，分配在自治区工筹委直属机关保育院等三所拉萨保育院和日喀则机关保育院。当年，“保育院”是寄宿制，学生大多是在藏工作的汉族干部子女。所谓“保育院”只是几名阿姨像“保姆”似的看管孩子，哄孩子吃饭、睡觉，孩子不哭、不闹、不生病是最重要的工作。王惠珍、邵文琴、宋月芳分配到日喀则机关保育院后，虽是幼儿教师，但还得常给孩子们洗衣服、喂饭，晚上值班守着孩子睡觉。“保育院”从“只养不教”逐步改变为“教养结合”，困难重重，上级没有要求，学校没有计划，孩子没有玩具，教学没有教具和设施，一切都从零开始，自己动手创造。为了西藏的明天，她们不仅坚守在高原，还让保育院走上“教养结合”的正规化之路，开创了西藏幼儿教育的新局面。

　　“108将”进藏时的领队之一、上海师院毕业的吕熊麟，1980年担任自治区农垦厅政治部宣教科长后，针对农垦系统教师、财会人员奇缺的燃眉之急，及时建议开展职业教育。农垦厅开办的师资班、财会班，成为自治区职业教育的雏形。

　　原西藏自治区教育厅厅长宋和平为《叶静教育生涯》作序中写道：全国“三八”红旗手、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叶静“是西藏教育发展的历史见证人，更是西藏教育实践的辛勤耕耘者、优秀管理者和积极探索者。”这是对“108将”的杰出代表叶静的评价，也是对“教育建藏”的“108将”奉献青春，艰苦创业，不断探索、实践的首肯。

　　当年，“108将”在西藏曾引发轰动，百废待兴的各部门、各行各业急需人才，盼望分得几员战将，因此，他们中约有三分之一没有从事教育工作，或执教一二年后改行到各级政府机关等部门。但他们没有忘记使命，在建设新西藏的舞台上实现了自己的抱负。

　　李信池和岑爱娣夫妇俩进藏时一起分配去米林县小学，丈夫不久调县机关，妻子仍留在县小学，两个孩子都出生在米林。李信池一年有7-8个月下乡，走遍23个乡，同事说他不像上海人，藏族老百姓干脆称他是“藏族同胞”。由于工作需要，李信池后来被调往当年我国唯一尚未通公路的“高原孤岛”墨脱县任领导。称墨脱“高原孤岛”，因为一年中八个月大雪封山，无法进出。作为县领导下乡或去上级部门都只能靠两条腿穿梭、攀爬过野兽出没、蚂蟥遍地、云雾密布的密林。李信池在自治区统战部副部长任上于2005年退休回上海，为西藏建设和发展奉献了44年。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热地这样称赞“108将”：“你们是西藏的功臣啊”！培养的藏族学生，后来成为地区，乃至全西藏的栋梁，有的有党政部门的领导干部，有的有经济领域的精英，有的有培养接班人的人民教师，有的有新中国第一代藏族飞行员……

　　一生无悔情在西藏

　　阳光与冰雪是他们永远的记忆！还有铭刻心头的骨肉亲情的回忆。

　　上海师院毕业的罗树芬进藏前，唯一在沪的长辈姑妈带她到国际饭店吃了顿饭，让她在上海的最高处看一眼这个城市的夜景。在北站送行时，姑妈得知侄女身上只带了两块钱，赶快掏出五元塞给她。第一个月发工资，侄女把钱汇给了姑妈。第二年罗树芬探亲时，却再也见不到猝然病逝的姑妈了。更没想到，1964年罗树芬患病在身的母亲也撒手人寰。“弱质生成疾病磨/壮志未酬人已苦/生男育女何所用/天涯海角离别多。”这是女儿离沪时母亲赠送的七律诗，罗树芬一直视若珍宝。她1973年调回了上海，依然难忘高原情。

　　岁月飞逝，鬓发染霜，“108将”已进入古稀之年，告别了第二故乡，而日喀则中学的王世豪老师却长眠在雪域高原——拉萨陵园。

　　他们在藏奋斗少则几年，多则二三十年，有的直至退休才离开西藏的功臣，情在西藏，梦牵萦绕西藏的发展变化，依旧在为西藏的教育做力所能及的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叶静为拉萨市教育局、拉萨市上海一些学校参观、学习、听课的中小学教师到培训达上百人次；为拉萨市北京中学与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建立“手拉手”学校，安排四名藏族青年教师到南模跟班培训；为拉萨市第一中心小学四名藏族青年教师到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培训；为拉萨市实验小学与上海教科院实验小学、田林小学、樱花园小学建立“手拉手”学校，培训教师120人次，做了许多繁琐、劳累而有益的工作。

　　“如今，一所学校30多个班级、1000多名学生、100多位教职员工，校舍、设备，堪称一流，可与上海的中小学媲美。三幢现代化的太阳能大楼，两幢教学楼、一幢办公楼，计算机房、语音室、舞蹈房、音乐室、实验室一应俱全。红色塑胶跑道围着足有两个足球场大小的绿色塑胶操场……校内还建有生态园，园内鲜花盛开，姹紫嫣红，喷泉池流水潺潺，生机盎然。”这是徐文达2016年应邀赴那曲参加学校60周年校庆归来后写的《那曲教育从这里开始》中的新校园。他更欣慰的是，那曲地区不仅各县有现代化的中学和中心小学，每个乡也都有了小学。

　　60年前建藏的功臣，曾把自己回忆的文章汇集成《情在西藏》出版，由1960年赴藏的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上海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漆世贵热忱作序《用青春书写忠诚》：他们“淡泊名利，无私奉献……以自己的言行忠诚地实现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

　　“108将”开启了“教育建藏”的先河，也为新时代援藏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原文链接：http://www.shszx.gov.cn/node2/node5368/node5380/node5396/u1ai10874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