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音乐人生

　　

　　贺教授为我播下音乐的种子

　　小时候，我在夫子庙小学读书。我非常顽皮，学业平平，但是每次考试成绩还不错。我好动，特别喜欢和小朋友们一起踢足球、抓蚂蚱、斗蟋蟀、抓知了、捉迷藏。我们家隔壁有一个养鸽子的人，每天清晨起来放飞鸽子。我也非常喜欢鸽子，天空传来鸽哨，那是一种好听的音乐。当时老师特别喜欢我，喜欢听我唱歌，我嗓子也特别好，童年的声音，仿佛是从女孩子喉咙里发出的。

　　1940年5月，我和姐姐穿上了军装，被新四军二师抗敌剧团吸收为团员，我们姐弟俩在这革命大家庭中开始了崭新的生活，军旅人生就此起步。1942年春末初夏之际，一天上午，天气晴朗。我们接到团部通知，说有一位教授来指导工作，让大家到村头去迎接。不一会，从远处走来一位文质彬彬、身体瘦弱的人。还有饲养员牵着一匹枣红马，马背上挂着一个小提琴盒子。我一下就被这盒子吸引住了。团里领导高兴地迎上去，同这位教授紧紧握手，我们大家跟着鼓掌。团长向大家介绍：“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作曲家贺绿汀教授”。

　　这样重量级的人物来到我们团，是我们的荣幸。团部也非常珍惜这次机会，每日拿出半天时间，请教授给我们辅导音乐基础知识理论。我们非常认真地听讲，如饥似渴地学习。教授还为我们排练了他的新作《1942年前奏曲》（新世纪的前奏）。贺教授在创作时，花费了大量心血，使这部大合唱在艺术上别具一格，趋于完美，成为战争年代不可多得的音乐艺术臻品。像这样作曲技巧高超、艺术处理复杂的大合唱，对于当年艺术素养、音乐水平很低的二师抗敌剧团来说有着极大的困难，但贺教授孜孜不倦地辅导我们合唱队，耐心地一段段教我们演唱。经过努力，大家终于攻下了这个“堡垒”。在师部的晚会上，贺教授不仅指挥我们演唱了《1942年前奏曲》，还为大家演奏了小提琴，受到领导和指战员的热烈欢迎。

　　特别令我难忘的是，一个皓月当空的晚上，星星在天空闪烁，农村的夜晚显得特别安静。这时，忽然从远处村头的大树下飘来了悠扬的琴声。当时他演奏的是贝多芬《小步舞曲》，优美的琴声深深吸引了我，我突然想赶快过去听琴，又怕惊动他，只好踮起脚尖悄无声息地向着他那个地方走去，静静地、贪婪地聆听着那动人的旋律，陶醉在美妙乐曲里。我暗自感叹：“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美妙的音乐。”一曲终了，我还是沉浸在迷醉的状态中。

　　贺教授发现不远处坐着我这么一个小孩，走到我跟前亲切询问，叫什么名字，多大了，父母在哪里。我一一作了回答。当得知我名叫吕其明，只有12岁时，就说：“你现在正是学琴的时候，让你父亲给你买一把小提琴吧。”听了这话，我是多么高兴、多么向往啊！三个月很快就过去了，贺教授就要离开我们去军部转赴延安。我们送他走出营地，饲养员依然牵着马缓缓而行，马背上依然挂着那把小提琴，逐渐地远去，远去……从此，我对小提琴害了相思病。

　　有一次，团内要开联欢会，要大家都准备节目。我出什么节目呢？啊，有了，贺教授写了那么多好听的合唱曲，我也来写一个。于是，我就根据军号曲调写了一个无词的四部合唱曲。我在联欢会上神气活现地指挥着一个自发组成的小合唱队，咿咿呀呀地唱了起来。同志们一边笑着，一边拍手给这个小歌队加油。贺教授走了，是他在我这小小的心灵中播下了音乐的种子，鼓舞我走上了作曲的道路。

　　小提琴相思病被“治好了”

　　1947年秋天，我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华东军区文工团，我的小提琴相思病被“治好了”。我怀里抱着团里分给我的小提琴舍不得放下，心花怒放的心情真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在日常工作中，我和大家一起唱着教导员写的歌，为他写的小歌剧拉小提琴。我过去二胡拉得很好，这对我学习小提琴很有帮助。自从迷恋上了小提琴，有时候全团休息的时候，我也拿着小提琴跑到松树林去练习，一练就是一个上午，不知疲倦。这时，好像转过去的脖子都回不来了。冬天最冷的时候，大衣只穿一只袖子，左胳膊是露在外面的，以便拉琴。手都红肿了，还在一个劲儿拉，就是那么痴迷。所以那时候我进步非常快，跟上了工作的要求。

　　我们团在团部领导下分为戏剧分队、美术分队、音乐分队、电影队、军乐队以及行政部门，曹鹏是音乐分队长，我是音乐分队副队长，精力就集中在音乐方面了。这时，管荫生教我和声学。没有五线纸，自己画五线谱、做习题，非常认真。学音乐、拉小提琴对我来说，是一种自我陶醉和精神享受。

　　1948年，我们华东军区文工团从钦州来到济南前线，做慰问演出。当时，解放战争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向前发展，构成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一幅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画卷，我们受到极大的鼓舞。因此，由曹鹏写词，我作曲写了一首《军队向前进》的歌曲。这首歌算不上上乘之作，应该算是我真正的处女作，它热情歌颂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南下时，我们经常为部队和群众演出，进上海后，第一次演出时在解放剧场，然后到棉纺十九厂和上钢一厂演出，曹鹏指挥非常激情，深受欢迎。

　　转业到上影厂后没日没夜学习

　　1949年11月16日，上海电影制片厂正式成立，我们华东军区文工团全体同志集体转业到上影厂。我依依不舍地脱下了深爱的军装，来到非常陌生、非常新奇的上海电影制片厂，我的心情既高兴又心慌，心里没有底。过去在部队做文艺工作，好像是小米加步枪，而现在到电影厂工作，就好比是现代化的大兵团作战。而我什么都不懂，以后怎么办？我心里非常着急。

　　为了适应上海电影事业的发展，上影成立后，在文艺处领导下设有一个作曲组，并成立了上海电影乐团。我在团里拉小提琴，还担任一部分党支部的工作。1950年这一年，我们的录音工作非常紧张，共为8部故事片和多部美术片录音乐，其中有《农家乐》《大地重光》《女司机》《团结起来到明天》《胜利重逢》《上饶集中营》《海上风暴》《翠冈红旗》等等。我作为20岁的小提琴手，坐在乐队中为每部电影音乐演奏录音。那么多好听的音乐对我有着巨大吸引力，使我着了迷。我聆听演奏的效果，感到音乐非常优美、感人、新奇。因此，我产生了由衷的敬佩和对电影音乐事业的神往。更重要的是，通过录音，我对各种乐器的性能、乐队配器的效果等等，有了不少感性的认知，这对我无疑是巨大的促进。

　　由于我有一种危机感和紧迫感，这段时间，我的多项学习没日没夜地齐头并进，我跟张致祥老师首先学好主科小提琴，并请乐团钢琴演奏员教我钢琴，自费请罗忠镕先生教和声。当时，罗先生正在翻译瓦特尔·辟斯顿的和声学，他翻译一些，教我一些。遗憾的是不到一年，我就调北京工作了，只好中断了学习，但至今我还非常感激罗忠镕大师。此外，我还在书店和旧书摊上买了不少音乐书籍和交响乐总谱，特别是王云阶先生的大作《电影音乐和管弦乐配器法》。我如获至宝，如饥似渴地学习书中的理论和创作经验，这对我走上电影音乐创作道路至关重要。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是如何诞生的

　　1956年的春天，著名电影导演赵明同志邀约我为影片《铁道游击队》作曲。这一邀约对于我这个26岁的年轻人来说，是莫大的信任和鼓励。我高兴极了，欣然从命。开始，我除了重新阅读同名小说外，着重阅读电影文学剧本和分镜头剧本。对影片的主题、人物、情节、风格样式等等作深入的分析研究，充分领会导演的创作意图。

　　我被影片中可歌可泣的故事情节所吸引，也被游击队员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所感动。由于影片情节的需要，大部分的音乐都是快速、紧张的气氛，因此这方面的表现非常充分。但是，我看了文学剧本以后，在构思全片音乐时，感觉到好像缺了一点什么。铁道游击队员的英雄形象、他们的革命英雄主义表现得很充分，但是对他们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和乐观主义精神好像表现得很不够。

　　同时，我认为，艺术应该有起承转合，要有强弱快慢的对比，因此，我就向赵明导演建议，是否可以增加一首歌曲（本来剧本里是没有考虑要有歌曲的），来描写游击队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我的这一建议得到赵明导演的认可与同意。这首歌怎么写，当时在摄制组展开了热烈讨论，大家一起来出主意，有的说应该写一首进行曲风格的歌曲；有的说应该写一首抒情性的歌曲；有的说这部惊险片不要歌曲也可以。最后，赵导说话了，他说，首先定下来要增加一首歌，大家的建议仅供参考，歌曲怎么写，要由作曲拿主意。

　　影片中所描写的虽然是铁道游击队员的形象，但是，我联想起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所经常看到的那些身穿便衣、扎着子弹袋、手拿套筒枪或大刀的游击队员，他们的形象使我难忘，同时也间接为我提供了创作的依据。我认为，写一首单纯的进行曲和一首单纯的抒情曲都不合适，应该写一首既是歌颂游击队员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又能歌颂游击队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我觉得从游击队员的口中只能唱出语言生动、民歌风格强烈的歌曲。根据这一要求，诗人鲁莽与何斌合作写出了具有鲜明、生动形象的歌词，为谱曲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随着影片情节的发展，我们从银幕上看到，游击队被围困在微山湖的礁岛上，他们连续打退敌人的进攻后，黄昏来到了，战士小郭弹起土琵琶，领头唱起了歌，其他的战士随声合唱。开头短短的四句，勾勒出一幅生动的写生画：太阳落山了，鬼子被打退了，微山岛上一片静寂，在打退敌人的战斗间歇里，游击队员们从容镇定地唱起了动人的歌谣：“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畔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非常抒情，非常乐观。中段歌唱了游击队员们在千里铁道线上，到处留下了他们战斗的脚印，像一把钢刀插入敌人的胸膛。尽情抒发了革命战士，“打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的英雄气概。由于以上内容的需要，中段改变了歌谣体的写法，而带有某些进行曲的因素，使之产生了前后对比的作用。第三段又回到了歌谣体，与开头四句相呼应，表达了游击队员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他们对“人民的胜利就要到来”的坚强信念。

　　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非常顺畅，一气呵成，影片录音的歌曲和现在所传唱的歌曲都是当年的初稿，没有做过任何的修改。在录音时，我没有请专业合唱队，而是请业余歌队来演唱，这样听起来非常真实朴素，使你感到这首歌是真正从游击队员们的口中唱出来的。实践证明，越是植根于民族土壤的作品，越有艺术的生命力，这可能是《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这首歌曲没有被人们遗忘，至今还在传唱的主要原因吧。

　　一个星期日夜拼搏写出《红旗颂》

　　管弦乐序曲《红旗颂》问世距今已经50多年了，回想当年创作《红旗颂》的情景，好像还在眼前。1965年２月，在上海音协的一次党组会上，对各演出单位报来的“上海之春”初选节目进行了研究。大家认为，歌颂祖国和人民，歌颂党和人民军队的作品数量不够多，质量不够高，应该设法加强。一位老前辈说：“吕其明你赶写一个。”我当时毫无思想准备，感到非常突然，连忙答道：“不行不行，我写不了。”但老前辈们给予我鼓励和信任，认为我可以写出一部作品来。这时，大指挥家黄贻钧先生说：“我给你出个题目，就叫《红旗颂》。”老前辈们都表示赞同，这时，我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老前辈们这样信任我，鼓励我，对我委以重任；紧张的是，时间短任务重，恐怕难以完成。但是，又想到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遇，因此，我毅然接受了这一艰巨的创作任务，立下了奉命写作的军令状。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当我对《红旗颂》进行酝酿、构思时，当年峥嵘岁月战斗历程的往事像电影一样在我脑海中一一闪过。我是在红旗下长大，对红旗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红旗是革命的象征，在井冈山的绿树丛中，遵义的城堞口，革命圣地延安宝塔山旁，百团大战指挥所，淮海战役阵地前，凡有革命者战斗的地方都有红旗飘扬。红旗，也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了新中国的诞生，他们前仆后继，不惜牺牲自己的宝贵生命，才取得了伟大胜利，迎来了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我在1951年至1955年间，在北京有一段令我非常珍惜的经历，每年的国庆节我都参加游行。天安门广场人群如潮，红旗似海，我走在群众的队伍中，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中央领导的检阅时，激动得泪流满面，高呼口号，难以抑制激动之情。那种赶走黑暗、迎来光明、豁然开朗的感受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一时间，我辗转在历史与现实之中，在理智与情感的碰撞中，试图寻找一个最适当的切入点。理智的思考、生活的感佩、激越的情感无不让我联想到战斗的红旗、血染的红旗、胜利的红旗。这红旗，在我的脑海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伟大的形象。我决定以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为历史背景，来塑造我心中崇高而伟大的红旗形象，歌颂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同时，我对乐曲的结构、创作手法、调性布局、和声配器等等进行了周密的安排。我热血沸腾，心潮激荡，夜不能寐。乐思、灵感、激情源源到来，我不能不动笔了！经过一个星期的日夜拼搏，激动的泪水伴我写出《红旗颂》。

　　1965年5月，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的第六届“上海之春”开幕式上，由著名指挥家陈传熙先生指挥，交响乐团、上海电影乐团和上海管弦乐团联合首演，受到热烈欢迎，获得巨大成功。

　　《红旗颂》在曲式上采用单主题贯穿发展的三部结构。乐曲开始是以国歌为素材的辉煌而宽广的引子，描写新中国诞生的伟大历史时刻，庄严雄伟的天安门前，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那激动人心的情景。引子之后，饱满激昂、优美舒展的红旗主题音乐在灿烂的C大调上喷薄而出，尽情表达着对胜利的喜悦和对红旗的赞美之情。连接部，双簧管奏出如歌的抒情优美旋律，仿佛经过了斗争洗礼的人们仰望红旗的澎湃心怀。乐曲中部，连续的三联音形赋予节奏以激越的动力，号角声再度响起，迎来一个激动人心的高潮。此时，宽广的颂歌主题变成为铿锵有力的进行曲，好似目睹人们在红旗指引下自强不息，奋斗不止、阔步前进的巨人步伐，体现了高举红旗、奋勇前进的豪迈气概。进入再现部后，颂歌主题再次表达了亿万人民在胜利的历史时刻，内心的巨大喜悦和自豪。尾声，号角雄伟嘹亮，气势磅礴，乐曲发展到最高潮，象征着伟大祖国的明天更加灿烂辉煌。

　　《红旗颂》久演不衰，成为在我国音乐舞台上上演率最高，电视、广播播放次数最多音乐作品之一，受到听众的广泛欢迎和喜爱，并被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评选为20世纪世界华人音乐经典。半个世纪以来，《红旗颂》没有被人们遗忘，我从中受到深刻的启迪，再次感受到“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我作为文艺工作者，通过长期战斗生活的洗礼、磨练和积累，培养出一种神圣的、诚挚的情感，这是《红旗颂》成败的根本关键所在。我要用真诚、热爱和智慧的劳动来讴歌祖国、人民、党和人民军队。因此，在创作《红旗颂》时，我点燃了创作灵感激情的火花，把这种神圣、诚挚的爱融汇渗透到《红旗颂》之中，也传达到广大听众的心灵之中。这就是我创作《红旗颂》的初衷。

　　编后记

　　如今90岁的吕其明每天还要花上一段时间整理和修订作品。他的新作—随想曲《白求恩在晋察冀》将迎来首演。

　　白求恩，这位加拿大共产党员、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抗战期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救死扶伤。白求恩的故事和精神在吕其明心中挥之不去，是他半个世纪来屡次创作、不断回溯的题材。1964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联合拍摄的人物传记电影《白求恩大夫》上演，配乐由吕其明创作。1978年，吕其明创作了管弦乐组曲《白求恩在晋察冀》，表达对白求恩的缅怀。2020年的抗疫中，当全国各地的医务人员一批又一批奔赴抗疫一线，吕其明再次回到这个主题，以《白求恩大夫》电影音乐为素材，创作出时长17分钟的单乐章随想曲《白求恩在晋察冀》，歌颂伟大的白衣天使救死扶伤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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