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化与江南文化、海派文化一如树木之于土壤

　　

　　广义的城市文化，是城市居民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方面的综合反映，它体现于现实，影响着未来，植根于历史。上海围绕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战略目标，要打响文化品牌，辉耀文化光芒，增强文化魅力，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要理清上海文化的自身特色与来龙去脉，理清当代上海文化是如何由前天、昨天一步步递嬗而来的，理清江南文化、海派文化与红色文化各自的内涵及其相互关联。

　　明清上海本是松江府属一县，一直浸润、成长在江南文化之中。近代上海移民虽说来自全国各地，但绝大部分来自江南。江南文化与海派文化有直接的渊源关系。近代海派文化是以江南文化为基础，吸纳了众多其他地域文化因素，吸收了欧美文化的某些因素，经由上海这一特大城市的集聚、熔铸、升华而成的都市文化。上海红色文化形成于上海，与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的关系，一如树木之于土壤。

　　江南文化对海派文化的奠基

　　六朝以后的江南，特别明清时期的江南，是中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在经济结构、文化风格方面有鲜明的地域特点：

　　其一，商品经济相当发达，商人地位有了很大提高。宋代以后，棉、丝、盐和茶在江南经济中占有相当高比例。明清时期的江南，由于人口密度高，不同区域自然禀赋有所不同，形成了一个多样化、专业化、精细化、有着充分市场的经济结构，已有粮食、棉花与蚕桑产区的专业分工。粮食产区面积最广，涉及苏、松、杭、嘉、湖、常、镇七府，棉花产区以松江为主，蚕桑产区以湖州为主。蚕桑区的中心是苏、湖、嘉兴、杭州四府交接地区，尤以湖州的乌程、德清，嘉兴的桐乡、石门和苏州的吴江等地最为发达。茶、麻苎、蓝靛、漆、桐、柏、竹、木、渔、盐等，也都有专业化生产，甚至植桑与养蚕也有分工。乌镇曾有远近闻名桑叶市场，有些农户从养蚕产业链中独立出来，专门种植桑树、生产桑叶、运输桑叶、销售桑叶而不养蚕。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也很高，丝织、棉纺、陶瓷、制糖、酿造、造纸、矿冶、五金等，各有专家。学术界研究成果表明，宋代以后，江南地区士大夫必兼农桑之业方得赡家，亦农亦商、士商一家的情况相当普遍，商贾地位不断提高，传统的士-农-工-商的顺序，实质上已经是士-商-农-工了。

　　与商人地位提高相一致，许多读书人注重治理生计。常州著名绅士赵翼辞官回乡以后，便开当铺，办鱼塘，出租土地，日子过得很滋润。常州的庄家、恽家等缙绅大族，没有一家不讲究实际、不注重生计。大学者顾炎武也是理财好手。他四处游走，每到一处，都很注意那里土地经营问题，发现什么地方有开发价值，就在那里投资垦地，垦好了，交给朋友或门生去经营，然后再到别的地方去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在江北淮安，山东章丘，山西雁门之北，五台山东面，他都垦过田。海宁人陈确(1604-1677)认为，学者都应该懂得治生，读书、治生是“真学人本事，而治生尤切于读书”。

　　其二，市民文化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反映追求声色货利的小说、传奇、歌谣、戏曲等长盛不衰。吴县人冯梦龙创作改编《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乌程人凌蒙初整理编写《二拍》即《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浙江兰溪人李渔写《十二楼》等一批小说，都是其中的代表。明清时期艳情小说多出在江南，在社会上流传极为广泛。这些小说谈吃穿、谈情色、谈游玩、谈雅好，所表现的思想、情趣和格调，与官方倡导的东西大异其趣，这正是一个地方经济发达以后普通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需求日益提升的表现，也是对官方倡导的压抑人性的意识形态的反弹。文学史研究的成果表明，江南是产生艳情小说的中心，作者主要是江南下层文人，艳情小说故事发生地也主要在江南。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在秦淮河及南运河两岸的歌楼画舫应运而生。这些地方是富商大贾积聚之处，市民力量较大，风俗趋于淫靡，清代严禁淫书淫画也以这一带为清查重点。

　　其三，讲究物质生活，追求新奇享乐。明洪武年间朝廷曾对庶人服饰做过很多规定，包括服饰不许用黄，不得僭用金绣、锦绣等，其靴不得裁制花样，首饰、钗、镯不许用金玉珠翠等。但到明代中后期，江南士人的服饰，早已冲破朝廷规定，一改布素而追求绮罗锦绣，颜色趋于华丽鲜艳，质地追求丝绸绫罗，式样追求奇异翻新，妇女饰物以金银为美，镯环以贵为美，以多为胜。饮食方面更是奢侈成风，缙绅之家设宴，一席之间，水陆珍馐，多至数十品。这种讲究吃穿、追求享乐的奢侈风气，从苏州到松江、上海，无处不然。

　　其四，高度重视实学。明清时期，江南学者在实学方面有相当突出的贡献。明代与西洋来华传教士合作翻译西书的著名学者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都是江南人，研究西洋文化非常出名的王锡阐也是江南人。顾炎武著《天下郡国利病书》等书，为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的杰出代表。在地理学方面做出非凡贡献的徐霞客、顾祖禹，都是江南人。长期居住在苏州的唐甄所著《潜书》，对社会积弊提出多方面的批评，在清代思想史上留下重要一页。清代学者所编《畴人传》(包括续编、三编与四编)，共收明末以后的各地天文、数学方面的学者220人，籍贯确切可考者201人，其中江南人占了一半以上。这充分说明江南地区科技人才众多。

　　其五，爱乡爱国情感相当浓烈。全国各地域文化中，都有爱乡爱国的传统，江南在这方面也很有特点。这不光表现在蒙元军队南下，在江南遭到顽强抵抗，常州以两万义军抵抗20万元军的围攻，坚守半年，被誉为“纸城铁人”；也不光表现在清兵南下，江阴、嘉定、松江、浙东都爆发了气壮山河的抗清斗争，涌现了侯峒曾、黄淳耀、陈子龙、夏完淳、张煌言等一批抗清英雄；还表现在江南人在这方面已经形成了延绵不绝的文化传统。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每到改朝换代之际就会转化为巨大的抵抗强敌的精神力量。东林党人的那副著名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早已成为妇孺皆知、沦肌浃髓的爱国主义营养。

　　其六，分工细密，技艺发达。明清时期，江南读书人特多，但科举考试录取名额有限，大多数富裕读书人，在温饱无忧以后，将精力投放到日用技艺方面。有的绘画，有的写字，有的写书，有的刻书，有的旅游，有的研究园林之道。专精一技，专擅一长，不但能获利，也能出名，诚如袁宏道所说“凡艺到精极处，皆可成名”。那篇日后收入中学课本的《核舟记》(作者魏学洢是明末浙江嘉善人)，脍炙人口，生动地描绘了江南精妙绝伦的雕刻艺术。苏绣、顾绣、南京云锦、常州梳篦，各色绣衣、绣鞋、地毯、丝毯、编织、玉器、牙雕、红木雕刻、竹雕、石雕、湖笔、剪纸、灯彩、泥塑、紫砂茶壶、苏式家具，都在江南发展到极致，让人叹为观止。

　　以上六点，综合反映了江南文化中重视人、重视人的价值、重视人性自由发展、重视展现人的才华、重视满足普通百姓的物质与精神需求，崇实、重商、重民、精致、开放，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管子、墨子、商鞅、荀子直到南宋陈亮、叶适等人所主张的重视民生日用、重视实用实效的实学精神的弘扬，是中国文化自身滋长出来的现代性。这些特点到了近代上海，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升华，成为海派文化中重利性、大众性、世俗性、创新性、开放性与爱国性等特点的奠基与先导。

　　海派文化是近代上海城市对于江南文化的熔铸与升华

　　海派文化的内涵，在不同时代、不同领域甚至不同语境下，各有不同的理解。今日所谓之“海派文化”，既不是近代美术界、京剧界之海派，也不是鲁迅、沈从文笔下之海派，而是近代上海城市文化之概称，是一种经过重新诠释后的广义海派。

　　明清上海本是江苏省下属的一个县，近代上海移民绝大多数来自江南。据统计，1930年，江苏、浙江两省籍人占公共租界人口的88.4%，占华界人口的85.5%。1950年1月，江苏、浙江与上海本地籍人，占上海总人口的88.9%。由此可见，近代上海人中，江南人占了八成以上。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在这个意义上，近代上海城市文化显然是以江南文化为底色的。

　　当然，海派文化并不是江南文化的简单汇拢，而是经过上海这个特大城市的集聚与熔铸，吸收了中国其他地方在沪移民所体现出来的地域文化(包括岭南、八闽等地)，特别是吸收经由租界和来沪外侨所体现的西洋文化，才得以形成的。

　　以移民为主体、以陌生人社会为重要特征的特大城市，对于文化的集聚、熔铸与升华能力，与以本地人为主体、以熟悉人社会为重要特征的、乡村城镇对于文化的影响，具有巨大的、甚至是本质的差异。

　　上海在1843年开埠时，在江南城市中并不占显要地位，人口体量与文化地位均比不上苏州、南京、杭州，也比不上松江。开埠以后，经过多种因素错综复杂的影响，很快跃升为江南地区首位城市，1860年代以后，其经济、文化地位已经超过了苏州、南京、杭州。1900年，上海人口超过100万，为中国最大城市。1935年，上海人口超过370万，为世界第五大城市，仅次于伦敦、纽约、东京与柏林。1947年，上海人口竟然相当于北平、南京与天津三大城市人口的总和。

　　早在1870年代，上海租界就显示出典型的陌生人社会特点。1873年，有个署名“海上看洋十九年客”的文人，归纳上海风尚有七耻：一耻衣服之不华美，二耻不乘轿子，三耻狎身份较低的妓女，四耻吃价钱不贵的饭菜，五耻坐便宜的独轮小车，六耻身无顶戴，七耻看戏坐价格最廉的末座。七耻归一，就是今人所说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这与传统的重义轻利、崇俭恶奢的道德要求完全相反。这是陌生人社会中个人挣脱传统道德约束、舒展个性的突出表现。其时上海社会风尚之所以如此，在于人们聚集方式、生活特点以及道德约束机制，与内地乡村城镇迥然不同。1883年，《申报》载文论述这点，认为上海居民特点，可分为三，一是高度异质性，五方杂处，品类不齐；二是高频流动性，今日寓东，明日移西，莫知定向；三是极端疏离性，启户而出，闭户而入，人无我扰，我无人知。“竟有同在一弄，甚至同在一门，而彼此姓名不知，见面不识，问以尔之邻何氏而茫然，问以尔之邻何业而又茫然，问以尔之邻共有几人，而无不茫然。问此则此然，问彼则彼亦然”(《论上海办保甲之难》，《申报》1883年7月16日)。这种陌生程度随着上海城市体量的持续膨胀而不断增大。

　　陌生人社会对于城市居民的素质，至少有五大重要影响：一是个人高度独立，相当自由，既没有传统乡村士绅的道德约束机制，也没有社会基层组织强制管辖。上海妇女自1870年代就开始有在城市工作的机会，1890年代以后则越来越多。妇女经济地位的提升，必然助推其社会地位的提高，增强其要求人格独立、争取男女平等的资本。二是极度务实，理直气壮地经商谋利，坦然自得地享乐。三是自强，淡化家世背景，重视个人能力。在这里，祖上是达官显宦，还是寒门贫民，都不重要，重要是个人能力。因此，上海人特别重视学习，学习文化，学习技术，学习外语，因为那是提升个人能力的重要途径。上海人特别注意穿着，注意谈吐，注意排场，那是显示个人能力的重要指标。诚如鲁迅所说：上海“有些人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条洋服裤子却每晚必须压在枕头下，使两面裤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四是勇于竞争、勇于创新。大城市必然带来行业集聚，行业集聚必然带来行业竞争，行业竞争必然刺激技术创新与能力增强。穆藕初以一个普通的海归，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成为棉纺业大王，陈光甫能在金融业中脱颖而出，商务印书馆能长期执出版业之牛耳，都是勇于竞争、勇于创新的结果。竞争的结果必然有胜有败，这也导致了上海社会上下流动相当频繁。叶澄衷、朱葆三、虞洽卿等，大多是普通学徒起步，逐渐成为著名企业家，都是由下向上流动的典型。当然，由上而下的移动也极常见。五是法治。移民社会并不是野蛮人集聚的丛林，其自身运行遵循着一定的规则。两租界都实行较为严格的法治。近代上海是中国最早实行律师制度的城市，也是律师比例最高的城市。公共租界里存在近六十年的领事公堂，其实质是以工部局为被告的行政法庭，从其有案可稽的55例重要案件的审理结果看，以工部局败诉为多。即使在华人的会馆公所、商会等团体中，也有较为严格的依法行事的规章制度。从晚清时期开始，上海人已形成遇事通过法律解决的传统。重法治，重契约，重信用，是上海人一大特征，是他们长期受到法治约束、熏陶的结果。

　　近代上海移民来自全国各地，内以江苏、浙江为最多，来自广东、安徽、山东、湖北、福建、河南、江西和湖南诸省的移民亦不少。各地来沪移民大多与移出地保持着广泛、持久而密切的联系。福建人经营的茶叶、木材大多来自福建，山东人经营的豆饼主要来自山东。虞洽卿发起组织的宁绍轮船公司与三北轮船公司，主要是经营宁波与上海之间的运输业务。很多企业优先录用本乡人。广东中山人开办的先施、永安、新新、大新等四大公司，其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全部来自广东，荣宗敬、荣德生创办的荣家企业，不光是管理人员，普通员工亦多为无锡人。湖南籍的聂缉椝、聂云台父子主持的恒丰纱厂，员工多为湖南人。安徽籍的孙多鑫、孙多森兄弟在上海办的阜丰面粉厂，员工多为安徽人。这类情况在上海极为普遍。这使得上海的市场，犹如全国各地人共同开办的大超市，各占一摊，各销其货，各营其业。这也使得上海与全国各地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使得全国各地发生的事情都与上海有关，也使得上海人对发生在全国各地的事件特别关心，极易将爱乡情怀升华为爱国主义。

　　近代上海人早已习惯于将全国之事视为己事，在赈灾活动、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五四运动、五卅运动、抗日救亡运动中一马当先。早在1930年，学者徐国桢已经清晰地论述过“上海社会确有一种领导其他各地社会的潜势力”的社会根源。近代上海一市三治的政治格局，对于上海人爱国主义情感的产生，具有强烈刺激作用。

　　一方面，日常生活中，西方人主导的租界市政建设先进、整洁、卫生；中国人集聚的华界落后、逼仄、肮脏，这极易刺激中国人的耻感文化，刺激中国人见贤思齐的爱国情感。上海地方自治运动即由此兴起。租界众多场所禁止华人入内，四大公园(外滩公园、法国公园、虹口公园与兆丰公园)在1928年以前都禁止华人入内。日常生活中，华人备受歧视。比如，马车在道路上行驶，租界明确规定华人车辆不能从后面超越前面的西洋人马车。租界华人长时期只有纳税义务，没有参政权。诸如此类，都强烈刺激华人的爱国主义情感。另一方面，1932年的“一二八”与1937年的“八一三”两次日本侵沪战争，直接轰炸、破坏的都主要是华界地区，而租界则基本完好。华界与租界，没有天然屏障，只是一路之隔、一河之隔。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轰炸、屠杀，就发生在国人眼皮底下，近在咫尺。这种被辱、挨打、惨遭屠戮的在场效应，对于爱国情感的刺激，是任何远距离的纸质、广播宣传都无法比拟的。

　　近代上海与全国各地、世界各地均有广泛而便捷的联系，又有众多而发达的传媒，这使得汇聚到上海的各地精英，较之其移出地的同类人物，视野更为开阔，目光更为宏远，能力更易提升。这使得上海人在学习西方先进思想文化方面，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方面，更易走在全国的前列。也使得每当外国入侵或列强侮华事件发生时，上海人更易发动起来，更易走在爱国运动前列。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上海一直是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心。单以那一时期抗日救亡音乐史为例，就会发现一个极其突出的现象：在上海诞生和创作的抗日救亡音乐、电影、戏剧，数量特别众多，影响特别巨大。最早的抗日救亡音乐，即黄自创作的《抗敌歌》是在上海产生的。影响广远的《九一八小调》并不是产生在“九一八”事变发生的东北，而是产生在上海。激越嘹亮的《大刀进行曲》，也不是产生在宋哲元率领的第二十九军大刀队与日军激战的华北，而是产生在上海。一大批著名的抗日救亡歌曲、话剧，《旗正飘飘》《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放下你的鞭子》等，都是在上海产生的。

　　近代上海人所体现的上述独立、自由、务实、自强、好学、创新、法治、爱国等特点，在近代以前的江南文化中，能看到某些特点一定程度的表现。经由近代上海城市集聚、熔铸与升华以后，这些变得更为突出、耀眼，更具近代特性。我们可以说，作为近代上海城市文化概称的海派文化，是以明清江南文化为底蕴，以流动性很大的移民人口为主体，吸纳了众多其他地域文化(包括岭南文化、八闽文化)因素，吸收了近代西方文化某些元素而形成的、代表中国文化前进方向的新文化。

　　红色文化与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的关联

　　红色文化是与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等在不同分类意义上的另一种文化，但上海红色文化形成于上海，是在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的基础上滋生、发展起来的。

　　红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代表着吉祥、喜气、热烈、奔放、激情等，有驱逐邪恶的功能。五行中的火所对应的颜色是红色，八卦中的离卦也象征红色，古代许多宫殿和庙宇的墙壁都是红色。由此，红色在中国政治上常被用来象征革命，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化也就被称为红色文化。

　　红色文化并非无根而生、横空而来，而是有其先声、前奏与基础的。如果将红色文化作狭义与广义区分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化可称为狭义的红色文化，而此前的自鸦片战争以后一切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主义压迫、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自由幸福的进步文化，则可视为广义的红色文化。毛泽东起草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既写道：“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最后一句又写道：“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其逻辑亦是由狭义而广义。

　　循此逻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近代上海红色文化，之所以那么鲜艳、灿烂、繁盛，是与上述海派文化中的独立、自由、务实、自强、好学、创新、法治、爱国等特点分不开的。先进的中国人之所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正是由于此前自强运动时期人们所致力的科技救国道路行不通，维新时期通过改良的道路来图存的道路走不通，辛亥时期单靠推翻清朝统治来挽救民族命运的道路也走不通，这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我们还可以看到，那些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斗争的志士仁人，其爱国情怀中，每每饱含上面已经述及的中国传统爱国主义的营养。他们在城市暴动失败以后，转而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也是他们务实、自强、创新精神的体现。至于那些具体的革命志士仁人，从瞿秋白、恽代英到黄大能，从周恩来、张闻天到陈云，从鲁迅、茅盾到夏衍，从顾正红、汪寿华到茅丽瑛，无一不是江南文化孕育出来的中华优秀儿女。

原文链接：http://www.shszx.gov.cn/node2/node5368/node5380/node5396/u1ai1087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