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无风雨也无晴 ——读苏轼《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苏轼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被贬谪黄州，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在此之前，他的人生道路顺风顺水、称心合意，大体而言可以算是春风得意。嘉祐元年（1056年），19岁的苏轼结束了他在眉山老家悠然自得的读书时光，同小他两岁的弟弟苏辙一道，被父亲苏洵带着，踏上了1200多公里的进京赶考之路。父子三人出成都，经阆中上终南山，走上古栈道，过大散关入关中，再东向越过河洛平原，到达汴京。这一路，沿途风光旖旎，人文古迹富集，古寺禅院众多，让在家乡饱读诗书、学养初成的苏轼得以很好地实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赶考之路成了一段美好的旅行。他们行止自在，游山水、拜寺庙、赏古迹，历时一个多月，抵达京师。此行的快乐，多年以后还时常在他的记忆中闪回。

　　更让苏轼深感快乐的，是他在次年的省试中一举成名，以第二名的成绩高中进士，他的弟弟苏辙也上了榜。虽说苏轼本来应该高中榜首，因为主考官欧阳修误将他的答卷当成了门客曾巩的，为避嫌有意判他第二。但这也足以令他欢心鼓舞，更令久考不中的老父亲心花怒放。父亲感慨地说：“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言语间少了对自己的遗憾，多了对两个儿子的沾沾自喜。

　　接下来，按照惯例，苏轼在京城答谢考官、拜谒名师，辗转于文人高士的社交圈，如鱼得水。本来他可以就这样一边拓展自己的朋友圈，一边准备自己即将面对的终极考试——制科殿试，而这时家乡传来噩耗，他的母亲程夫人病逝，父子三人奔丧回到眉山。之后的两年零三个月时间里，苏轼多数时候都呆在位于眉山南向20多公里的青神县岳父家中。

　　然后，父子三人再次启程进京。这一次他带上了爱妻，他们南行走水路出川，经岷江，过乐山大佛，至宜宾入长江，穿三峡，过白帝城、秭归，在江陵上岸，北进汴京。他曾回忆这段履历说，一路“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为咏叹”。父子兄弟心情格外爽朗，一路诗酒唱和，留取欢声一片，写下诗作100多首，后有诗集《南行集》（又叫《江行唱和集》），记下了他们旅途中的快乐。时隔三年，他上次考试的光芒犹在，重回京师，自然免不了诸多应酬。在其乐融融的高会交际之余，他潜心准备着自己的制科考试。制科考试是在进士考试的基础上，进一步选拔杰出人才的考试，是科举制度的终极考试。嘉祐六年（1061年），他与弟弟苏辙一同参加了仁宗皇帝御试。苏轼考中第三等，而这已经是“百年第一”的好成绩了。因为制科考试成绩虽分五等，但第一、二等只是虚设，从来没有人考到过。弟弟的成绩也很优秀，这意味着经过一系列科举考试，两兄弟从平民布衣进入了朝廷命官的行列，而且因这次考试他们被仁宗皇帝视为有宰相之才。苏轼登船离家时写下的“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诗句里那种对前途的向往，有了切实的注脚，他的一只脚已经踏上了仕途天梯的台阶。

　　此后的岁月，苏轼的仕途自陕西凤翔起步，从入朝从政到主动避开党争漩涡请求外放，辗转于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做地方官，其间虽有过对某一段艰难处境的怨艾，但总体意满志得，十分顺遂。他勤政为民，运用自己的智慧竭力谋民生福祉，为官一路，留下了诸多令百姓赞美后世传颂的实绩。这时候的苏轼，俨然是一位在励精图治中践行儒家“治国平天下”社会理想，从中追求自我价值实现，受人爱戴的优秀官员。读读他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的词句“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可以想见他的官场人生风采。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场在京城酝酿已久的风雨，骤然降临到他的头上。元丰二年（1079年），在湖州任上，他被押解回京投入被称为乌台的御史台监狱受审，罪名是在奏折、诗文中用语暗讽朝庭，反对新政。回头去看，苏轼绝不是一个政治上的反动派，不过是儒学传统赋予他的政治理想与并不理想的社会现实、他的民本情怀与水深火热的民生处境的矛盾带来的内心冲突，让他选择了直言不讳。这是他的直率性格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儒生信念，对官场潜规则的冲撞惹出的祸端。那些心怀叵测的对手显然想置他于死地，他们深挖细查收尽他的诗词文章，罗列出一大堆罪名。要不是一大批正直人士，包括弟弟苏辙的鼎力营救，要不是他的才气名声在宫中高层留下的好印象，要不是有“圣朝不宜诛名士”的古训，他可能难逃此劫。连他自己都认为必死无疑，并对弟弟写下了“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的诀别诗。

　　历时130余天，终于尘埃落定。苏轼被免死罪，治活罪，贬谪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如此，他以罪臣之身，成了一个不得参与政务的贬官。受审期间的惊魂不定，以及从挥洒自如的豪情万丈，到途穷寂寥的欲哭无泪，巨大的落差，几乎将他压垮。他在黄州经历了一段“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炼狱煎熬。他频频发出类似“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的绝望哀叹。“生存还是毁灭”，这个经典的人生悲剧命题，一下子摆到了他的面前。

　　危难之中，苏轼在眉山老家时幸福的童年生活养成的任性乐观性格和后来钻研道家佛家得来的学养智慧，一点一滴在他的生命中挥发升腾，逐渐驱散了他内心的郁闷苦楚。他被自己治愈，完成了自我救赎，终于以他在黄州东门外开垦耕种的那块坡地为名号，以崭新的形象重新站了出来。正如他在这首词里所写：一场突如其来的疾风劲雨，可以击落树叶繁花，一场始料不及的人生劫难，可以让人翻身落马，但这又有什么好怕的呢？现在，他已经从一个久食官仓的政客转变为一名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的耕夫，过上了虽平淡凄苦却逍遥自在的日子。身姿放低了，面对不期而遇的风雨，只需要一件用棕叶编成的蓑衣，面对前行道路的泥泞坎坷，只需要一根信手可得的竹杖。“一蓑烟雨任平生”，由苏轼到苏东坡，是他历经九死一生，在黄州苦熬两年多，经过精神的沉淀与灵魂的升华而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全新姿态。这一首《定风波》，无疑当属他涅槃重生之后的人生宣言。

　　谈到这首词，人人皆爱“一蓑烟雨任平生”。其实，这只是苏东坡展示于人的外在的洒脱自在形象。下一句，“也无风雨也无晴”才是他对自己灵魂深处发生的裂变的倾心相告。

　　风雨之后见彩虹。雨过天晴，山头照过来的阳光，像专门安排的仪式，迎接了这位风雨无阻的逆行人。再回头去看之前在风雨中的狼狈不堪，是不是应该感到欣喜？但苏东坡却发出了“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感慨。这是一种灵魂深处的彻悟，阴晴圆缺本乃自然之常，是非曲直正是人事的纠结。如果一个人总是把自己置身其间，眼界只在正与反、好与不好两端徘徊，那么心情注定会在时而沮丧时而欣喜、时而忧伤时而欢喜的卷舒和起落之间跌宕摇摆，难以安宁。这时的苏东坡，已经坦然，实现了自我超越，既然不能选择将来的际遇，不如笑傲当下的处境，哪管迎面而来的是风雨还是阳光。向外的求索消除了，留下来的便是淡定从容和洒脱超然的心安。

　　从乌台时的忧心忡忡到此时此地的神魂安定，苏东坡找到了灵魂的归宿。你看他往后的岁月，即使东山再起，无论是重新主政一方，还是被召回朝廷做礼部郎中、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官职，都没有带给他多大的惊喜，即使再次坠落，被一贬再贬到惠州、儋州，也都没有磨灭他精神上的光亮，没有带走他天性的快乐，所到之处，都是安放灵魂的故乡。

　　苏东坡不属于官场，属于民间，根在文化沃土，中华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优秀文脉需要他身体力行为其代言。假如他仕途顺利，一路凯歌，就算官至当初仁宗皇帝吉言预计的宰相高位，恐怕也很难力挽王朝之既倒而名垂青史，毕竟中国封建社会，王朝兴衰更替的制度性规律，不是哪一个人能够把握掌控的。而自己选择什么样的人生，何以安身立命，实现怎样的自我，更多地取决于个人的选择和追求。新人苏东坡已然淬炼成他写给堂兄的信中说的“世事万端，皆不足介意”“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是供吾家乐事也”的品格和心境。江海余生，清风明月，诗酒年华，原来人生如此美好！从此，苏东坡豁然开朗，任性情重构了自己的人生图景，凭才华谱写出自己传诸后世而不朽的诗词文章。

　　在去世前两个月，苏东坡回顾自己的人生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后人多解读为这是他的自嘲。这里涉及到对“功业”的理解，如果指的是做大官、办大事，他至少应该说杭州、密州和汴京，不说这些曾经让他光芒四射的地方，似乎确实有自嘲的意味；但如果指的是做人的境界和人生的价值，恰恰是这三个地方，让他可以忘却茕茕，拥有此身，砥砺奋发，成就千古文章——如此看来，他就说出了最中肯的真心话。乌台的磨难，让他洞见了世事纷扰的真相，从而超然而出，做到了境界旷达、灵魂敞亮和文采飞扬。他在三处贬所的经历和体悟，何尝不是老天的慧眼和命运的成全。

　　（周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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